左小蕾自述

　　我沒有燦爛輝煌的簡歷，沒有什麼傳奇的故事，非常簡單，就是去法國、美國留學，到新加坡教書，週游各國、居無定所很多年，然後回國。我的信念一直是能夠為生我養我的江東父老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做到什麼程度，有時候也不是完全以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我覺得，我做了，我努力了，我在向這個方向不斷累積，就行了。

　　本世紀初，中國的股民們還在熊市中翹首企盼。現任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左小蕾，那時剛從國外回來，去參加一個講座，看到臺上大證券行的分析師教小分析師讓股民炒垃圾股。她聽不下去了，徑直去問分析師：“怎麼可以這麼做？”對方説：“美國也是這麼炒垃圾債券。”

　　她回應説，美國的垃圾債券不一樣。美國的所謂“垃圾債券”是小公司發債券，高風險、高收益，評級機構評級很低，因此才叫垃圾債券。中國市場上的垃圾股，只有概念而沒有實質，鼓勵股民炒垃圾股是不負責任的。

　　對方看了她的名片後，嘟囔了這麼一句：“怪不得，原來是國外回來的。”左小蕾直言道：“從國外回來又怎樣？”

　　絕對不接受潛規則

　　“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國情，你這個海歸不懂國情。”有人曾這樣“教導”左小蕾。

　　“我回國後遭遇到一些觀念上的衝突，顯得我太理想化了。”左小蕾説，“我理解的市場經濟是有法律界限的，是有規則的，競爭不是你死我活的，每個人在市場經濟中可以訴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傷害別人的利益，損害別人的利益就要被約束。而我們的證券市場有很多違規操作，諸如老鼠倉等等，做的人認為他做得有道理，他覺得有的人在做，為什麼我不能做？”

　　關於這個問題，曾經有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跟左小蕾説：“存在就是合理的。”左小蕾毫不含糊地説：“‘存在是合理的’是有前提的，在合理的機制下變成存在的，才是合理的；如果是用不合理、不合規、不合法的手段變成一種潛規則而存在了，那這種存在合理嗎？”

　　左小蕾不是不知道有潛規則，“這個東西畢竟有這麼多年了，哪怕經濟發展了30年，可由於機制體制改革的滯後，人們觀念的滯後，使得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産生的不正確的觀念統統攪和在一起。我想把它説清楚，這個是不對的，那個是要改革的，結果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一定要小心。”

　　但是她絕對不接受潛規則，“我知道我這麼做已經吃了很多虧，已經‘受教’了不少，有時也遭遇不公平，可是我絕對不會因此而改變我自己。”

　　當初左小蕾在巴黎唸書時，有一次坐火車，檢票員來查票，她搜遍了自己的書包，發現自己沒帶火車的月票，正在手忙腳亂之際，學生證從包包裏掉在地上。檢票員一看，知道她是國家統計學院的學生，立即表示對她的信任，叮囑她下次別忘了。“誠信是無價的，我當時就跟自己説，對自己所服務的公司或學校，我一定要永遠愛護它的聲譽，就像永遠愛護自己的聲譽一樣。”

　　一個建議改變千萬人命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的情況也不樂觀，商品出口受阻，大量工人下崗。政府多方求策擴大內需。左小蕾和丈夫湯敏在1998年底合寫了《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的思考——擴大高校招生一倍的建議》。該文在新華社“參考清樣”上發表，並被送至國務院相關領導處。

　　那時左小蕾夫婦身在國外，心憂國內。“18—22歲青年上大學的比例，歐美就不説了，甚至菲律賓也佔到了20%以上，中國當時是4%，印度適齡青年進入大學的比例都是我們的一倍。”她説，擴招既刺激、推動了消費，拉動了內需，又減緩了就業壓力。眼下看，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長遠説，升了國民的基本素質。

　　從1998年12月底提出意見，到政府在1999年3月提出擴招22%，直至當年9月實際擴招40%多。左小蕾夫婦的建議可以説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命運。左小蕾對此的評價是：“擴招提出、放大了很多問題，包括教育體制的改革、財政第二次收入分配、公共財政的改革都被放到臺面上來求解，因此從提出問題角度看擴招，更可見其重要。”

　　“當時我們提出的是相對完善的建議，包括助學貸款、教育收費、就業指導等問題都有涉及，只是後來配套沒太跟上。”左小蕾不無惋惜地説。

　　“我為13億人做事情”

　　2001年，左小蕾就任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從此她就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左小蕾啊，又有人罵你了。”“左老師啊，你看他們這樣説你。”經常有朋友、記者拿著報紙、指著網頁對左小蕾説。還有人把罵左小蕾的話送到銀河證券，造成很壞的影響——左小蕾這麼不受人歡迎，得罪了這麼多股民。

　　“有不同意見和觀點是很正常的，100個經濟學家有101個觀點，這沒有關係，我非常希望他們能和我討論，這樣可能會擦出火花。罵人我是堅決反對的。”對於一些人向她頻頻發難，左小蕾認為他們根本沒有看她的文章，不知道她在説什麼。“有時候反對聲越強烈越説明我説得準確，因為我的觀點影響到他們的利益了。”

　　“如果説我有什麼做得不對，那就是我把更大的利益群體當作我的客戶，超出了我的服務範圍。”左小蕾解釋説，從公司的角度來説並不需要她這樣做，但這樣做可能對整個經濟有好處，換句話説，“首席經濟學家為3000萬投資者服務就夠了，而我是在為13億人做事情。(記者 熊 建)

　　對話左小蕾

　　記者：可否談一下您留學期間最深的體會？不管是在法國還是在美國。

　　左小蕾：我留學時國家還不太開放，當時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夫婦二人不能同時去同一個國家。當時我先生去美國，我去了另外一個地方——法國。兩年後，限制的框框沒有了，哪都可以去了。這樣我便去美國會合我的家人。這期間我和我先生斷斷續續有11年不在一起。若説比較深的體會，就是這種分分合合了。

　　記者：您2000年回國加入銀河證券，這其中有沒有哪件事或者哪個人促成了您的歸國？

　　左小蕾：首先，我關心我們國家的事情、國家的發展，我很想回來做事情。另外主要是我先生回來了，我就跟他回來了。

　　記者：目前工作中最困擾您的是什麼？

　　左小蕾：我國流動性過剩已多年了，助推了資産價格泡沫的産生。房地産、股市誰敢説沒有泡沫？但我是在證券公司工作，它的經營模式就是要它的客戶頻繁地參與資本市場，為客戶提供各種促使其積極參與的資訊。從國家角度看，泡沫破了經濟會受損失，但企業不會站在這個高度，它不希望去説一些客戶不喜歡聽的話。這很困擾我，從經濟學家來説要有職業道德，不説假話，站在公司角度不能違背公司的根本利益，要對公司負責任。所以我選擇不説大概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做法。

　　記者：您感覺國內的環境與國外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左小蕾：最大的差異在觀念上。我成長的環境是轉型經濟，各方面都不完善。然後我一下子到了法國、到了美國，那裏都是成熟的經濟體。我一去，交稅，如果不交，就會被遞送出境，永遠不得入境，這些概念對我當時來説是非常大的衝擊和約束。我每年4月15日填稅單，如何填，戳要蓋在什麼地方，這樣遵紀守法的概念強烈地灌輸給了我。回國之後我也很認真地拿稅單交稅，旁人都詫異我那麼認真幹什麼？

　　記者：能談談您今後的五年或者十年的人生規劃嗎？

　　左小蕾：證券市場是個年輕人的市場，我肯定不會在證券市場永遠地幹下去，我很想去教教書，做做研究，寫些文章。我想我教宏觀經濟學會有很大的優勢。

　　記者：您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麼？

　　左小蕾：先做人，後做事。我的觀唸有時候比較書生氣，我很認真地去踐行這句話。我很自信我的人品，人們説不出什麼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