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來不易相信，長期以來我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居然與一套“城市偏向”的觀念、制度與政策有關。真可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原來重工輕城並不是“輕視城市”的産物，恰恰相反，是“維護城市”的偏向主導了體制與政策，才強力阻撓了人們擇城而入、擇地而居的自發傾向。

　　容我從較遠的地方説起。1991年我到洛杉磯加州大學後，選過一門講英國人口的課程。老師是劍橋來的斯科菲爾德（R.S.Schofield）教授,曾多年主持頗有聲望的“歷史人口小組”的工作，利用散見於英國各地教區的洗禮、婚禮、葬禮登記資料，“還原”了工業革命前幾百年的英國經濟社會人口變遷。就在那門課上，我才知曉早在出國前就自以為耳熟能詳的“城市化”，從觀察到概念的形成別有一番來歷。

　　最早是人口統計方面的發現。例如17世紀的人口統計學先驅約翰格朗特（John Graunt ）(1620-1674)，在分析當時倫敦的洗禮與殯葬數據時，發現本地的殯葬數遠遠大於本地出生的人數。他估算，從鄉村和小城鎮到倫敦的凈遷入人口，平均每年高達6000人。作為交叉檢驗，他又分析靠近南安普頓一個小鎮的數據，發現90年間這個小鎮共增加了1059人，其中300人留在原地，400人移民美洲，300~400人遷入倫敦。這就是説，倫敦城從一開始就是人口遷徙的産物。更一般地説，城市是城市化的結果——居民從聚集程度很低的鄉村流動到密度較高的城市。

　　是城市的熱鬧與收入機會等等把人口“拉”上了城市化之路嗎？至少開頭不是。不少鄉村人口是被“趕”出來的。哪些人呢？那些沒有機會繼承家庭農地或手工作坊的年輕人。兒子也無權平分家産嗎？是的。原來那裏的傳統，家産是家長的財産，要按家長的意願交給後代繼承。沒有老子的意願表達即遺囑（will），兒子無權染指家産。從收集到的遺囑看，多數給了長子，但也不是鐵定的長子繼承制，因為傳給女兒、親戚、家仆甚至外人的，也都有。比較可靠的準則只有一條，就是家産按家長意願傳給後代。

　　無權繼承農莊的，只好走人。人群中天然牢不可破的血緣、地緣關係網，就這樣被無情地撕開了一道口子。從這裡跑出來的，註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之輩，同是天涯淪落人，誰與誰也沒個宗法紐帶，只好發展陌生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合作起來討生活。後來所説的“自由民”、“市民”或“市民社會”，就是這樣來的；以市立城、作為自治體的“城市”，也是這樣來的。

　　與行政中心或軍事重鎮之“城”不同，“城市”在很長時間裏可不是錦上添花的繁華之地。也是這位老師在課上講到的，包括倫敦城在內諸多英國城市，多少年來的人口死亡率要遠高於鄉村地區，預期壽命則遠低於鄉村地區。原因簡單，密度達到臨界點就要基礎設施建設的跟進，但早期多數自治城市滿足不了，建築通風、道路、上下水管道、防火等等，一律乏善可陳。新鮮食物的供應，當然更談不到。簡言之，生活質量城不如鄉，這似乎是英國早期城市化的常態。那裏的“上流社會”推崇田園生活，是不是也由此而來？《英國女王》説伊麗莎白得空就下鄉，《凱恩斯傳》説這位經濟學的天之驕子隔三差五去倫敦郊外休閒，怕都是在那個時代“城鄉差距過大”下趨利避害的行為吧。

　　人們為什麼還要在如此糟糕的城市裏湊合著過？農莊之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鎮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來的分工細化，“無意中”創造更多的收入，就是拉力了。費雪講得好，收入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經濟學的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既然都沒有繼承到土地，謀生當然以創造新的收入為要。人口聚集帶來經濟聚集，經濟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城市的能耐”終於開始發力，這是我在本欄以前的文章裏講過的。

　　把以上討論抽象出來，最重要的法則是一條：社會總要承認——至少不禁止——人口在空間移動、聚集的權利，才有城市化，才有城市。其實，城市化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動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動力要大於禁止人們擇城而入、擇地而居的阻力。很明白，恰好17世紀英國的習俗和法律不禁止人們從農村移入城鎮，否則根本不會有“1800年英國城市化率達到25％”這回事。

　　深究下去，自由移民的權利常常在無足輕重的時候才容易被承認。不是嗎？中世紀西歐的經濟、財富、高品質生活的重點不在城市，而在鄉村莊園。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成為“沒法子之人”的一個去處。所以打從一開始，很多“城鎮”差不多就是“貧民窟”的同義詞，又臟又亂又差的，絕不是世襲特權家庭的安身立命之處。也正因為如此，城市才與普通人的自由相連。至於日後的城市成為文明和財富極其耀眼的中心，那應該不是謀劃的産物，而是自發的自由經濟活動的意外結晶。

　　容忍向城市流動的自由，在中國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早在工業化之前，國家權力、財富和文明便集中于城市。説起來，農業文明並不需要空間上的高度集中，可是據一些學者之見，大規模的治水事業和面向騎兵的國防，離不開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大一統中國應運而生，而國家運轉的重心早就集結于城市。

　　遠的不提，現代史上的“農村包圍城市”，並不是説中國的城市不重要，而是很重要、太重要，只無奈敵強我弱，不可能在幾個中心城市“一聲炮響”就取得革命勝利，才下決心迂迴曲折，先在農村搞幾十年根據地，直到具備了實力，才把戰略重點轉向城市。《開國大典》裏的進城前夜，毛澤東豪情萬丈地説這是進城趕考，可見早知道城市重要。

　　城市被看明白絕非無足輕重之地，搞建設的時候開放自由流入就不容易。就當下討論中國城市化滯後而言，不少意見指向一個關鍵的制度變量，即公民有沒有憲法保障的“遷徙自由權”。據查，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是規定了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的。後來此項憲法權利被刪，且再也沒有寫回來。不少人大代表、專家和公眾意見領袖，因此主張“遷徙自由權”重新入憲，以此指導、規範相應的法律和政策。

　　研讀了有關材料，得到三點印象。一是“54憲法”寫入“遷徙自由權”時，本身就不那麼順暢；二是憲法寫入遷徙自由權之後，實際執行中很快打了折扣；三是1975年文革高潮從憲法裏拿下了遷徙自由，後來再要求重新寫入，困難重重。

　　這段公案，對理解中國城市化問題大有意義。我的解讀，恰恰是對城市地位的看重和偏愛，才引致觀念、制度和政策限制人們擇城而入、擇地而居的自由。此話怎麼講，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