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評論員 康怡 國人呼籲多年的央企紅利上繳比例提高，竟在美國人的幫助下最終得以實現。4日閉幕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果之一即是，中方承諾穩步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國企數量。國有企業為全民所有，多繳利潤以便全民可以分享，本在情理之中。但已拖延數年遲遲難見突破。

　　不過，中國政府此次承諾既不是良心發現，更不是美國人替中國人民主張。其背景在於當前中國國有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屢屢受挫，國有企業已成美國重點攻擊目標。美方要求中國國企提高紅利上繳比例，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政府、銀行關係密切，國有企業不僅可以較低利率優先獲得銀行資金，而且需要時還可以獲得政府的大量資金注入，這對於那些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構成了不公平競爭關係。據悉，美方相關機構正在制定抵制中國國有企業的相關立法，這意味著中國國有企業未來的海外投資環境將更加嚴峻。

　　不難看出，中國政府此次的高調承諾是希望以此舉盡力撇清“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抹去央企與政府之間錯綜複雜的各種關係，為國有企業“走出去”營造更為寬鬆的國際環境。

　　姑且不管這一政策出臺的背景，作為普通人我們寄望于該政策能給財政帶來更多的收入，進而讓國民能夠從中受益。為了實現這一預期，我們提醒政府和國企注意兩點。

　　一是國企紅利上繳比例提高後，國企不能以此為藉口，宣稱企業成本提高進而掀起新一輪提價。眼下通脹剛剛稍有緩解，宏觀經濟對提價的承受力有限。而普通消費者面對油價、水價的一再提價已經不堪重負。應該看到，很多央企利潤連年高速增長，完全具備提高紅利上繳比例的能力。如果將此轉嫁給消費者，我們認為這只能是國企缺乏良知的表現。

　　二是，政府應做出承諾真正把國企上繳的紅利用之於民。畢竟，理論上講全民都是國企的股東。而當前的現實情況是，國企上繳的紅利大部分取之於央企，又用之於央企，主要用於解決國企自身改革與發展問題，只有極少數納入公共財政預算與社會保障預算之中。鋻於此，如果不改變紅利現行的用途，即便是按照國際慣例將紅利比例提高到50%甚至更高，其實對於改變央企的海外形象也好，還是完善紅利的用途也好，均沒有現實意義。

　　回顧幾年前，國家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之時，剛剛從虧損的泥潭中掙扎出來的央企，確實有很多尚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需要支付改革成本。為此，試行之初，紅利的上繳比例定的很低，僅為5%與10%兩檔，而且也同意將上繳的紅利用於完善國有資本戰略佈局以及解決央企改革中體制行機制性問題。時至今日，此央企早已經非彼央企了，經過“抓大放小”、政策性破産等諸多改革，大部分央企都已經開始“輕裝上陣”，營收和利潤節節攀升。為此，已經到了恢復央企紅利公共財政屬性之時了。轉入公共預算，按公共財政收入進行管理，適時用於與民眾利益切身相關的民生等領域。即便短期內無法立即實施，至少也要有一個時間點。國民對國企無條件的補助不應該是無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