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霖

　　山東迅達康獸藥有限公司營銷總監于阿芳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獸藥市場假藥很多，根源還是追求短期、個體利益，更有甚者為了規避國家政策和稅收，有的獸藥廠連正規手續都沒有辦理，“假獸藥對社會危害主要體現在殘留和耐藥性兩方面，對環境和人體健康傷害極大。”

　　今年2月的一天，農曆春節剛過，喜慶的氣氛還未散去，揚州江都養殖戶老張早晨起來去看自己養的鵝，卻震驚地發現，一夜之間，5000隻鵝全死了，一隻都沒有剩下。

　　這讓老張兩口子欲哭無淚，他們立即想到了前一天給鵝喂的藥。老張試圖去要求藥店和獸藥廠賠償損失，但法律取證的種種困難，遠遠超出了一個老農的能力範圍。

　　老張養鵝，是假獸藥帶來損失的一個極端個案。但另一方面，對於消費者而言，這也許是幸運的——如果這些鵝沒死，它們身上殘留的假藥，下一步就流向市場、登上餐桌，進而進入人的身體。

　　據《人民日報》2008年12月報道，僅僅在2008年，中國獸藥市場年銷售額便已超過200億元，從業人員超過12萬人，涉及1454家獸藥企業，生産近2000個品種的獸藥。而這些獸藥，也用於家禽、牲畜從出生到屠宰場的各個環節。

　　這也意味著，在禽肉産品中，獸藥才是食品安全的真正源頭。而公眾熟知的“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等)僅僅是這上千種獸藥中的一種，瘦肉精之外，每天都會有各種獸藥被使用。

　　儘管無法精確統計目前市場假獸藥的總規模，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歷時兩個多月的調查，以及與獸藥行業專業人士在多地區走訪養殖場、零售店所見，目前國內假獸藥銷售渠道分佈之廣泛細密，使用之普遍，監管之困難，現狀皆令人擔憂。

　　假獸藥進入禽畜身體，又會有什麼樣的危害和殘留？走上餐桌的這些禽畜，進入人體後又會有什麼影響？

　　銷售亂象：戲劇性的一幕

　　鹽城郊區的大南莊是遠近聞名的孵化基地，每年春天，上百萬隻鴨苗鵝苗從這裡上車，流向全國各地的養殖場。由於養殖規模巨大，這裡也成為獸藥比較集中的地方，小鴨小鵝用藥尤其多見。

　　2012年3月初，本報記者與“禽流感舉報第一人”喬松舉一起來到這裡。喬松舉本是江蘇高郵的養殖戶，多年來使用獸藥、研究獸藥，積累了很多經驗，也多次與問題藥廠打官司勝訴，因在獸藥打假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曾經協助國家農業部，在全國多個地區參與獸藥打假。

　　在大南莊村中間的街道上有多家獸藥店。本報記者與喬松舉先後進入其中三家店面，並有針對性地買了總共十幾種藥，在付錢之後，所有的藥品，藥店均不開具任何發票或者收據。

　　“我們不好開的，藥廠賣給我們，也是什麼都不開。”店老闆説。

　　在一個小村落，陌生人這樣的購買很容易引起注意，買完藥之後，本報記者和喬松舉便迅速撤離。喬松舉告訴本報記者，方才在藥店裏目測，至少有20%的藥都是假的。

　　根據國務院《獸藥管理條例》規定，“以非獸藥冒充獸藥或者以他種獸藥冒充此種獸藥的”和“獸藥所含成分的種類、名稱與獸藥國家標準不符合的”，皆是假藥。同時規定，所標明的適應證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範圍的， “按照假獸藥處理。”

　　本報記者所調查的假藥，即包含上述幾種情況。對於一些藥品，不僅包括“功能主治超出規定範圍”的獸藥，此外，因為藥品擴大宣傳，有的養殖戶按照誇大宣傳的用藥劑量去使用，有時根本起不到效果，甚至會起到反效果。

　　走出藥店不到10分鐘，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喬松舉接到一個電話。

　　“喬總嗎？我是***，你在鹽城？”

　　“是的。你怎麼知道？”

　　“在大南莊吧？”

　　“是的。你也在？你看見我了？”喬松舉驚訝地問道。

　　其實打電話的人遠在南京，是一個獸藥經銷商，與喬松舉認識多年。原來，大南莊的獸藥店已經打電話給他。他猜到了幾分，於是立即打來電話。

　　不由分説，該經銷商從南京連續驅車數小時，來到大南莊。一番説情之後，提出希望喬松舉歸還那十幾種藥品。本報記者將該藥品拍照取證後，喬礙于面子，將該藥歸還了回去。

　　接下來的閒聊中，該經銷商和幾位店老闆訴説了一些“苦衷”。

　　“藥確實是有問題。但是這事得靠政府管啊，他們管住藥廠不就沒了？再説大家都在賣，我們不賣別人也照賣，可是日子還得過啊。”一位店老闆坦率承認那十幾種藥都是假藥，然後説，“老百姓不喜歡買真的，只喜歡買‘假的'，假的便宜啊，一般人又搞不懂真假。”

　　上述店老闆介紹，當地獸藥店從接觸到的大部分藥廠進貨時，藥廠幾乎從來不給開具發票和收據，連錢都不是直接打給藥廠，都是由物流代收。藥店賣藥給顧客，也拒絕開具收據或者發票。

　　這樣，一旦下游的養殖戶出事，便無法從法律上證明買藥的渠道，這給獸藥店、獸藥廠形成了“防火墻”。對假獸藥生産企業來説，這道防火墻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本文開頭提及的老張，維權時會首先遇到這道關。

　　次日，本報記者與喬松舉來到鹽城市區，準備繼續購買一些假藥留作證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連續去了六七家藥店，均發現裏面的藥架一半都是空的，而且全是正規藥品，找不到假藥。跟店老闆攀談時，店老闆非常警惕，反復問本報記者的身份。於是本報記者意識到，行動已經暴露了。

　　事後，一經銷商告訴本報記者，藥店銷售體系“圈子”其實很小，網絡非常靈通，有任何消息都會相互告知，以防備“意外情況”。後來在揚州的一次暗訪中，本報記者再一次體驗到了這種情況。

　　生産亂象：戲劇性的第二幕

　　5月5日，本報記者陪同成都一家著名的醫藥企業工作人員，來到江蘇揚州某著名動物醫院門前。該動物醫院曾經被江蘇省農委授予“2010年江蘇省放心獸藥示範單位”稱號。

　　數日前，該公司驚訝地獲知，該動物醫院以及江蘇許多藥店正在銷售他們公司生産的一種藥品，但該公司其實只拿到了農業部的藥品批文，根本沒有進行任何生産，更沒有過任何銷售。5月2日，一位業內人士曾專門在這裡買了幾瓶以留作證據。此外，他們還獲知，在東北也有該藥品在銷售。

　　這也意味著，製造假獸藥的“李鬼”行動比只拿到批文的“李逵”還快，而且能進入江蘇省最有名、最正規的動物醫院之一進行銷售。

　　“從藥品製造的水平和銷售渠道的成熟度來判斷，造假者能耐很大，肯定是獸藥行業內非常資深的人士，或者相當有實力的企業。”該公司人士對本報記者分析。

　　該藥零售價格每瓶75元，據一位業內人士估計，其生産成本應該不超過5元，十幾倍的暴利，令人咋舌。

　　本報記者隨即陪同制藥公司人士進入上述動物醫院買藥。可能是因為帶著眼鏡，並不像養鵝場的主顧，開藥的醫師一邊開藥，一邊滿腹狐疑的表情反復問：“你們從哪來啊？”“搞科研的嗎？”“養殖場地址在哪？”等很多問題。勉強應對過關後，藥師從電腦裏調出該藥的記錄，打印出藥方，便讓去交錢。

　　5分鐘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本報記者與成都制藥公司人士交款完畢，到藥房領藥，卻忽然被告知：“我們沒有這個藥，從來沒賣過。”

　　此後，二人無奈離開，與幾位其他業內人士沿路邊走邊説。此時，本報記者注意到有一戴墨鏡男子騎著電動車，忽遠忽近地跟隨著。一旦覺察被注意到之後，該男子便立即掉頭，沿馬路逆行往回走。本報記者立即“反跟蹤”，最後看到該男子拐進了前述動物醫院。

　　“可見他們有多警惕。”同行的一位業內人士對此笑道。

　　接下來的幾天，意料之中的情況發生了。就像前文曾經描述過的那樣，很多藥店聞風警覺。成都前來打假的企業，最終無功而返。

　　造假容易監管難

　　對於獸藥造假，江蘇省動物衛生監督所的一位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介紹，常見的造假者是地下工廠、非法窩點，比較隱蔽，難以根除。

　　鹽城動物衛生監督所的工作人員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提及，鹽城一年對假獸藥的執法行動有上百起。鹽城其實是對市場監管比較嚴格的地區，而假藥屢禁不絕的原因主要是利益驅動，假藥利潤巨大。有的是“純假藥”，連牌子都不冒用，什麼正規的東西都沒有，這種比較少。多數還是正式存在的工廠生産的不合格藥品。

　　實際上，上述成都制藥企業對造假者實力的判斷並非空穴來風。本報記者了解到，不僅僅是地下窩點在造假，很多上規模的大廠，也參與了造假，且造假方式花樣繁多，舉不勝舉。

　　如上文所述，獸藥造假形式之一是誇大主治範圍。此外，更嚴重的是冒用文號。例如冒用化學制藥文號私自生産生物制藥——相比于化學制藥，生物制藥對生産條件要求更高，批文更難獲得。

　　例如本報記者跟喬松舉在鹽城大南莊買的藥品中，有一瓶“鵝瘟速治”，標識為“江西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産。“功能主治”欄目稱，“本品主要針對小鵝瘟、鵝副粘兩種病毒性疾病有特效。” 主要成分顯示為“替米考星，精製卵黃抗體”，批准文號為獸藥字(2007)140422192。喬松舉指出，凡含有卵黃抗體的，皆是生物制藥，文號應該是“獸藥生字”，而非“獸藥字”。

　　大型企業造假的例子，也不鮮見。本報去年便曾報道過某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因獸藥冒用文號被起訴一事。

　　造假成本往往不高，這也成為企業造假樂此不疲的動力之一。在2011年的一次跟蹤採訪中，喬松舉向本報記者介紹，當時買到某著名企業的兩種獸藥，他費盡週折，終於獲得了農業部的官方回復，定性為假藥，但舉報後仍在江蘇省多地有銷售；喬又曾向江蘇省動物衛生監督所舉報，但對方並沒有在全省開展檢查處理，僅僅處理了他舉報的個案。

　　除了獸藥本身，還有藥物在動物體內的殘留。實際上，此殘留正是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根源之一。

　　藥物進入家禽、牲畜體內之後，往往會有殘留。因此，國家有休藥期、殘留檢測等制度規定。實際上，對動物用藥的監管環節可謂極為複雜，但現實操作中，這些制度往往形同虛設。假藥、禁藥在動物體內的殘留，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山東迅達康獸藥有限公司營銷總監于阿芳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獸藥市場假藥很多，根源還是追求短期、個體利益，更有甚者為了規避國家政策和稅收，有的獸藥廠連正規手續都沒有辦理。

　　“假獸藥對社會危害主要體現在殘留和耐藥性兩方面，對環境和人體健康傷害極大。”于阿芳説。

　　對於監管難題，于阿芳稱，人力、物力、財力都是制約監管部門工作的點，另外畜牧、藥監部門沒有處罰權，需要聯合公安、食品安全等部門聯合執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監管工作的大力開展。

　　“造假窩點還比較多，追根溯源、完全清除比較難。”江蘇省動物衛生監督所工作人員告訴本報記者，很難根除，利益驅動，農業部每年都在搞打假，地下工廠不易發現。

　　禽肉流通之漏

　　除此之外，據本報記者了解，雖然法律規定有休藥期，以及更加複雜的規定，但因為中國養殖家畜多以散戶養殖，不僅在監管中無法面面俱到，在實際中，也很難保證被執行。

　　以“瘦肉精”為例，對於通向人類餐桌前的禽畜檢測幾道關口，也很容易被漏掉。

　　據本報記者調查，在中國，一頭豬從養殖到出欄，再到流通和屠宰，以及終端銷售，每個環節都有細緻縝密的法規和操作規程，再加之各地的食品安全委員會，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監管體系。這個體系，大致可以分為“發證”和“驗證”兩大板塊。

　　南京另外一家屠宰廠負責人向本報記者介紹，豬由外地運抵屠宰廠之前，會經過高速公路省界，省界有關卡“驗證”，即看看“三證一標”是否齊全；運抵屠宰廠之後，他們首先也要進行同樣的“驗證”。

　　所謂“三證一標”，即出縣境動物檢疫合格證明、動物及動物産品運載工具消毒證明和牲畜W 病非疫區證明(W 病是指口蹄疫病)，而標則指監控生豬生長的耳標。

　　“我們自己也做一些檢疫、檢查，但主要是先驗證，前面好幾道手續了，政府檢驗都合格了，一般也就沒啥問題。”上述屠宰場人士説。

　　“三證一標”驗過之後，就開始屠宰。此時，南京本地動物衛生檢疫部門派駐在屠宰廠的員工便會全過程監督檢驗。宰殺完畢、檢驗合格之後，檢疫員會將一道紫色的“驗訖”印章打在豬肉上，同時開具一張檢疫合格證明，豬肉便可以出廠了。在這個環節，南京本地動物衛生檢疫部門又充當了“發證”角色。

　　豬肉出廠之後，通常有三個流向：市場、食品加工廠、餐館，三處分別由工商局、質監局、衛生局對應監管。而南京生豬宰殺相關管理規定中指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加強對農貿市場和肉類批發交易市場查證驗據工作的監督管理。”顯然，作為非專業技術部門，工商局等主要工作是“驗證”。

　　屠宰廠的行業主管部門是商務局，動物衛生檢疫部門的上級主管部門是市農委，連同工商局、衛生局、質監局等眾多部門，在食品安全方面歸於一個總的協調部門——南京市食品安全委員會，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但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功能是綜合協調、全鏈條協調，不具體管哪個環節。”南京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員説道。

　　顯然，在“發證”和“驗證”兩大板塊中，直接接觸生豬和豬肉、直接進行檢測的，是“發證”部門，也就是動物衛生監督檢疫機構，屠宰廠、工商局、衛生局、質監局之類“驗證”機構，主要是核對證件是否齊全、肉證是否一致等，屬於“外圍”工作。

　　這也意味著，如果“發證”部門放水，由於“驗證”部門並不直接針對豬肉進行檢驗，那麼，最終流向市場的禽肉，也無法保證其安全性。

　　另據農業部辦公廳對2011年上半年動物産品殘留監控結果的通報(農辦醫[2011]63號)，2011年上半年畜禽産品獸藥殘留總體超標率為0.05%，比上年同期持續下降，但檢出且低於殘留限量標準的批次較多。

　　上述通報分析原因稱，動物養殖不規範用藥現象依然存在，違規使用卡巴氧等違禁藥物問題仍有發生，動物産品質量存在安全隱患。

　　農業部辦公廳2012年第一期獸藥籌建情況通報(農醫發[2012]9號)中則稱，2011年四季度抽檢結果顯示，獸藥質量不合格主要表現在含量、鑒別等檢查項目不達標。

　　“導致獸藥質量問題的主因突出表現在惡意造假，化藥産品生産時減少原料藥投料量；中藥産品生産時違規改變組方；部分産品還存在偽造或套用獸藥産品批准文號現象。”上述文件稱。

　　而本文開頭提到的老張，在5000隻鵝死亡之後已經一貧如洗，甚至最終連訴訟費用都拿不出，這樁鵝死亡事故也不了了之。弱小的養殖戶，往往無力辨別真假，也無力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截至本報記者發稿，老張已去縣裏一個工廠打工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