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蘇丹和南蘇丹之間的戰亂，有人主張中國企業撤離蘇丹；但這種主張不僅不負責任，而且後患無窮。

　　中國企業不應輕言“撤出蘇丹”，基本的理由就是中國在蘇丹的經濟利益已經相當可觀，無論是貨物貿易、工程承包還是直接投資，在中國的非洲貿易夥伴中，蘇丹都名列前茅。2011年，中國從蘇丹進口95.3933億美元，同比猛增42.9%，超過當年中國進口總額增幅（24.9%）18個百分點之多。而且，中國從蘇丹的進口大部分是石油，使得蘇丹多年來名列中國最大石油進口來源地之一。2010年，中國企業在蘇丹完成工程承包營業額23.3696億美元，新簽合同36.3397億美元.截至2010年末，中國在蘇丹直接投資存量6.1336億美元，僅次於南非、尼日利亞、讚比亞、剛果（金），是中國直接投資在非洲第五大東道國。這樣的經濟利益，完全值得中國企業為之承擔一定風險。

　　同時，我們必須明白，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全安全的市場，即使許多人所稱道的和平、穩定的西方國家也不例外，1990年代洛杉磯暴亂，2004年西班牙埃爾切焚燒中國鞋事件，幾乎每年都有法國移民後裔青少年全國性騷亂，去年的倫敦暴亂，都説明了這一點。而由於中國對外經貿的實際需求、比較優勢和升級方向，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必須承擔較高的動亂風險。因為作為世界市場的後來者，由於先行者（主要是西方企業）已經佔據、分割了和平國家的優質市場，而且西方國家在其他東道國社會政治生活中通常佔有積累數百年的先發優勢，備受排擠的中國企業常常不得不走向動蕩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即使是在同一東道國之內，中國投資者也常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選擇比較缺乏吸引力的項目。同時，基於國內産業優勢和國內市場需求，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相當多地集中于廉價日用消費品生産銷售和自然資源開發領域，而正是這種産業結構特點提高了中國企業遇險的概率。“中國製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廉價日用消費品，相當一部分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也主要體現在這些商品上，而這些商品相當大一部分市場在於治安狀況較差的國家和地區，相應使得在海外銷售、生産這些商品的中國企業和公民天然要面對較高的刑事犯罪暴力風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大量集中于資源開發領域，但包括戰爭風險在內的政治暴力風險恰恰在資源開發行業中最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企業即使退出蘇丹，也很難找到足以替代的安全市場。

　　倘若由政府推行中國企業撤出蘇丹，很可能會使我國公民在當地的安全形勢更加複雜。因為政府可以指令大型企業特別是大型國企撤出蘇丹，但無法完全阻止中小民營企業、商人個人前往，而利之所在，必然誘使中國個體、私營商人繼續前往。在目前條件下，在蘇丹和南蘇丹的中國公民、企業可以以大型國企開發項目為核心抱團居住，並開展業務，一方面依靠規模效益和範圍經濟降低業務成本，另一方面獲得較高安全保障。一旦大型企業全面撤離蘇丹，分散的中國公民個人安全風險必然大幅度上升。

　　更重要的是，輕言中國企業“撤離蘇丹”必將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不僅損害我們的經濟政治利益，而且會激勵形形色色的國外勢力更加放心大膽地侵害中國利益，給中國公民製造更多安全風險。畢竟，在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東道國中，蘇丹是中國耕耘時間相當長、基礎相當好的國家，不僅政府對華友好，當地人民也普遍對華友善。即使是分立出去的南蘇丹，其政府和人民對中國也沒有多少惡意，現任南蘇丹總統基爾就曾回憶自己年少時體驗到的中國醫療隊援助服務。今天，無論是蘇丹還是南蘇丹，總體而言在經濟方面對中國仍然期望甚高，此次南蘇丹總統基爾訪華，就希望中國為其修建新的油氣管道。如果在這樣一個基礎相當好的國家，我們也因為遭遇一點風險就全面退縮，其他人會如何評判中國？其他國家會由此評判，中國不是一個靠得住、經得起風雨衝擊的經濟政治夥伴，以後經濟合作決不能首選中國，甚至完全不能考慮選擇中國；企圖排擠中國的勢力會由此評判，中國是一個輕易就可以嚇倒的國家，花費一點小錢，操縱別人給中國製造一點小麻煩就可以把中國企業趕走，從而維持自己的壟斷利益，以後對付中國企業就該這麼如法炮製。更不用説這樣做會讓政府在全國絕大多數公民心目中如何威信掃地了。

　　蘇丹和南蘇丹之間的衝突損害了雙方的利益，今年頭兩個月，蘇丹對華出口只有11.7155億美元，同比銳減28.9%；南蘇丹對華出口近乎為零。兩國需要時間探索共處之道，當前的經濟損失和和平後的經濟前景有助於幫助他們矯正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在其國內凝聚和平共處的共識。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因應時勢放慢或暫停在當地的業務活動，但沒有理由撤出。

　　更重要的是，從風險中尋求利潤本來就是商業活動的本份，中國公民、中國企業應該直面風險，而不是選擇逃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能指望可以永遠逃避風險衝擊，該做的是為應對風險而做好準備；在國內和平安寧的環境下，放手讓公民經受海外風險的考驗與鍛鍊，正是一個國家為其長治久安培養人才儲備的最佳方案。（作者係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