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東方早報》最近（2012年3月1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不高興”的文章，評論法國哲學家帕斯卡布魯克納《罪孽壓身》一書。這本書和這篇書評實際上觸及了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思想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怎樣看待“西方”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的地位。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成了為很多“中國問題”墊背的問題，例如在有關普適原則的辯論中，持否定的一方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今日西方對非西方灌輸價值觀，但西方藉以達到今天霸權地位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本身就是對這種價值的否定，所以普適原則過去很難説存在過，今天則成了西方意識形態霸權主義的另一種表現。

　　《西方不高興》一文主要介紹的是布魯克納這本書的內容，即歐洲左翼知識分子為西方近現代歷史上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罪行過度的自我譴責成為一種近乎病態的自虐，這就是所謂“罪孽壓身”，甚至導致對非西方世界陰暗面的寬容。我曾經看過被稱為“啟蒙原教旨主義者”的布魯克納的一個採訪節目，其中他説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和很多自由派背棄了啟蒙運動確立的一些普適原則，對西方和非西方的不仁不義採用道義上的雙重標準，用文化特殊性和價值多元論來為後者辯護。這種自我譴責和雙重標準的社會後果是歐洲對今日世界事務的縮手縮腳，逃避責任，無所作為。《西方不高興》中説，為減輕西方的負罪感，布魯克納強調“反西方主義”（anti-Occidentalism）是從蒙田一直延續到薩特的歐洲傳統，“歐洲人犯錯之後，不憚改錯，隨即發明了懷疑自己、批判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後殖民理論、反西方中心論等等”，幫助非西方“完成了擺脫西方的歷史使命”。另外，布魯克納還提出“共同懺悔”論來減輕西方的道義負擔，例如在奴隸貿易問題上。書評概括他的觀點説“為什麼只有西方擔這個罵名？英國在1807年立法禁止販奴，而西方其他國家也聞風而動。但是布魯克納説， 在也門和沙特阿拉伯，販奴活動直到1962年才被宣佈為非法，毛裏塔尼亞則要遲至1980年才採取這一措施（第155頁）。橫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致使將近一千一百萬人被販賣，這個罪行當然要算在西方人賬上。但是作者直言，其實還有另外兩場曠日持久的奴隸貿易，卻一直無人願意道及，更無人公開懺悔。一個是從公元七世紀開始的東方奴隸貿易，另一個則是非洲人自己從本土向外的販奴活動。據統計，在這兩場貿易中，被販賣的人數都超過一千萬（第155-156頁）。 所以作者氣鼓鼓地説：‘是西方獨家産生了廢奴主義的思想，然後這一思想才在非洲和東亞傳佈開來。’”

　　布魯克納“罪孽壓身”説法的語境基本上局限于西方知識和文化界，但他在販賣黑奴問題上為西方減輕罪孽感的“共同懺悔”論，在中國的語境和知識背景下倒有一定的討論價值。這倒不是説人們應該同意“共同懺悔”，而是説它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歷史事實在國際上可能是常識，但對於很多中國讀者來説是完全陌生的，而這種陌生極大地限制或者扭曲了以對世界歷史的理解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討論。

　　應該指出，《西方不高興》中所引的布魯克納説的那些西方以外的黑奴貿易，在概念上是含混的，史實上是不清楚的，尤其是“一個是從公元七世紀開始的東方奴隸貿易，另一個則是非洲人自己從本土向外的販奴活動”這兩句話。非洲對外黑奴貿易主要有四個出口或者通道：第一條是人們熟知的從大西洋到美洲，稱大西洋奴隸貿易；第二條是跨越撒哈拉沙漠到北非的馬格裏布，包括今日的摩洛哥、毛裏塔尼亞、突尼斯、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馬格裏布Maghreb在阿拉伯語言中就是“西方”Occident，意為那裏是阿拉伯世界的最西端），再從那裏通往地中海東部地區，稱撒哈拉奴隸貿易；第三條是從非洲東部通過紅海到達阿拉伯半島、波斯灣甚至印度西部；第四條是沿尼羅河河谷北上到達地中海東部地區。

　　這四條通道中，最為人知的是大西洋奴隸貿易，它和歐美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聯絡在一起，是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象徵，也是這四大奴隸貿易中最殘暴、對非洲破壞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但關於這個奴隸貿易，有些事實很多人並不清楚。最重要的是這個罪惡的奴隸貿易的賬確實不能完全算在歐洲奴隸販子的身上，它是歐洲奴隸販子和西非本地奴隸販子的合謀和共富：歐洲奴隸販子一般不踏上非洲海岸直接綁架和掠奪黑奴，而是由非洲奴隸主和奴隸販子通過戰爭，綁架或購買獲取奴隸，然後把他們送到停在海上的歐洲奴隸販子的船上去做交易（就像同一時代的鴉片貿易中英國商船都是停在外海等中國走私販前來交錢運貨一樣）。最早從事奴隸貿易的是葡萄牙人，他們在十五世紀中葉曾經踏上西非海岸掠奪黑奴，但遭到強力抵抗，然後他們悟出販賣奴隸是非洲本地統治集團的特權，於是乾脆停在外海等“貨”上門。廢奴運動史上第一本由前黑奴寫的最有文獻價值的自傳的作者艾奎裏亞努，就是在童年時和他的妹妹一起被由黑人組成的奴隸捕獵隊綁架後賣給歐洲奴隸販子的（Olaudah Equiano,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1789年在倫敦出版）。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要談論“種族”，就不能忘了“階級”，不然的話，不但我們了解的歷史是片面的，而且當“種族”因素消失後，“階級”因素還會逍遙法外，繼續對本族同胞施虐。非洲獨立後之所以路途多艱，這也是一個原因。

　　那麼非洲怎麼會成為歐美奴隸販子覬覦的地方呢？這就要從非洲的另外三條奴隸貿易通道説起，它們都遠早于大西洋奴隸貿易，也遠比後者結束得晚。正是它們的存在為大西洋奴隸貿易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礎。如果説參與大西洋貿易的歐美奴隸販子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的話，那麼參與這三條通道的奴隸販子以穆斯林居多，它們都以西亞北非和東地中海的伊斯蘭世界為主要市場，尤其是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它們當中時間延續最長規模最大的是撒哈拉奴隸貿易，五個“涉案”的馬格裏布國家都是伊斯蘭國家，它的終點站奧斯曼帝國則是當時和基督教世界對峙的穆斯林帝國。早在公元七世紀下半期，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商人就開始以馴化的駱駝為交通工具穿越撒哈拉沙漠和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國家做生意，同時傳播伊斯蘭教，運回來的“貨物”中就有大量黑奴。他們很多是以十五六個人和一匹馬做交換被販賣的（撒哈拉以南不産馬，而馬不像駱駝那樣能忍受饑渴，因此在穿越撒哈拉時會死很多，價格自然就高）。這些黑奴很多被閹割後留在阿拉伯和土耳其顯貴的後宮勞作，也有的從事重體力勞動，例如蔗糖種植，就和十五世紀後被運到美洲的黑奴一樣。早在公元九世紀，在今天伊拉克最南端的巴士拉，還發生了大規模的甘蔗種植園黑人奴隸起義，起義軍佔領了巴士拉，和阿拔斯帝國對峙了將近兩年時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起義的領導人名叫阿裏賓默罕默德，一個典型的穆斯林名字（和歐美奴隸主一樣，阿拉伯奴隸主也喜歡強加給他們的黑人奴隸一個代表自己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名字，不但叫起來方便，有利於拍賣，而且更有剝奪其原來的文化認同和族群身份的意味）。撒哈拉黑奴貿易一定程度上也産生了相應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觀念，例如當時的阿拉伯語言中“黑色”和“奴隸”就是同一個詞（abd），儘管這種種族歧視和日後在歐美系統地發展起來的種族主義理論還不是一回事。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撒哈拉奴隸貿易還有它反向的一端：阿拉伯奴隸販子也從東歐和南歐處於弱勢的斯拉伕民族中獲取白种女性和兒童（南歐和東南歐是歐洲歷史上傳統的奴隸市場，這也就是今日英文中斯拉伕人和奴隸兩個詞如此相近的原因），將他們運到撒哈拉以南，滿足那些非洲統治者的慾望。

　　阿拉伯的非洲奴隸貿易在奴隸制歷史上的重要性在於，第一，它把非洲本土奴隸制捲入國際貿易，外來需求極大地刺激和強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傳統的奴隸制。公元十世紀後很多西非君主和酋長出於商業需要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穿越穆斯林世界前往麥加的朝聖之旅往往也和出售黑奴混雜在一起，有的財大氣粗的還把黑奴當作禮品沿途肆意揮灑；第二，它所建立的那一套制度和“操作程序”為以歐洲奴隸販子為主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準備了條件。英國學者約翰懷特2007年出版的《撒哈拉奴隸貿易》一書（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Routledge, 2007）是對那段歷史的比較詳細的研究。比較大西洋奴隸貿易 / 美洲奴隸制和撒哈拉奴隸貿易 / 阿拉伯奴隸制，懷特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如下：撒哈拉奴隸貿易始於阿拉伯帝國崛起的七世紀，綿延至二十世紀，因此遠遠長于大西洋奴隸貿易（十六——十九世紀），但販賣的奴隸數量要少於後者（大約六七百萬人，少於其他一些學者的估計，懷特對大西洋奴隸貿易人數的估計是一千五百萬至一千七百五十萬，高於西方學界一般認為的一千兩百萬至一千三百萬左右，而這個數據最初由Philip Curtin在1971年的代表作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中建立）；撒哈拉奴隸貿易中“性”的色彩比較濃厚，女性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而男性有相當數量遭受了閹割；撒哈拉奴隸貿易的整個過程比大西洋奴隸貿易要人道一些，奴隸的自由度要高一些，半途中死亡的人數要少一些；美洲奴隸制下的奴隸是一種新型生産方式下的主要勞動力，而撒哈拉奴隸制下的黑奴則沒有起到這個歷史作用；在十九世紀的廢奴運動中，撒哈拉奴隸貿易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隸制受到的衝擊遠比大西洋奴隸貿易和美洲奴隸制要小，因為它不是歐美廢奴主義者關注的焦點，本土沒有強烈的廢奴主義呼聲，而阿拉伯奴隸販子和奴隸主也有很多方法逃避廢奴的法令，因此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的廢除都更晚，在很多地方延續到二十世紀。《罪孽壓身》中提到毛裏塔尼亞1980年才廢奴，那其實是那個國家第三次發佈廢奴法令，説明以前的都是有令不行；美洲黑人奴隸制後來導致了具有強烈文化自覺的非裔離散社群(African diaspora)的産生，而那些被賣到阿拉伯世界的黑奴作為群體則消失無蹤。

　　由此可見布魯克納的牢騷（“為什麼只有西方擔這個罵名？”）是有來歷的，只不過在西方社會的政治正確（因為這個牢騷既有為自己減輕罪責之嫌，也有招惹穆斯林不滿之慮）的環境下很少人公開這麼説。其實布魯克納的這個牢騷還可以再引申：從“為什麼只有西方擔這個罵名”到“為什麼是美英被罵的更多”。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獲利最大的是這兩個國家，而西班牙又是拖到最後才廢除奴隸制的國家（西屬古巴1886年，此前從中國販入契約勞工取代黑奴，其待遇近似奴隸，後來在中國抗議和國際壓力下中止）。相比之下，英國是黑奴貿易的獲利大國，但也是廢奴運動的發起國，不但最先也最堅決地廢除奴隸貿易。（1808）和奴隸制（英國本土奴隸制在十九世紀末就不被法律認可，殖民地奴隸制的廢除是在1833），還派出皇家海軍在大西洋巡邏，攔截他國（主要是西班牙）有販奴嫌疑的船隻，在地中海干預奧斯曼帝國的奴隸貿易，例如1849年抗議一千六百個黑奴在路途中渴死和奧斯曼帝國違反英國法令高薪雇用英國技師駕駛販奴船隻，迫使奧斯曼帝國于1857年宣佈廢除奴隸貿易（值得一提的是，奧斯曼帝國當時對英國的壓力的回應就是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在伊斯蘭背景下比在西方背景下要人道，已經有今日文化特殊性和價值多元論的意思了）。在美國，廢奴和蓄奴之爭導致國家分裂，打了一場殘酷的也是美國歷史上僅有的內戰，死亡人數可能高達六十萬人，而運到北美的黑奴實際只佔整個大西洋奴隸貿易的百分之五（多數運到葡屬巴西，西屬加勒比和英屬西印度群島）。但在今天西方世界內部和世界其他國家對黑奴問題的歷史記憶中，美國和英國給人的印象常常比葡萄牙和西班牙要更深（例如《湯姆叔叔的小屋》早在晚清就以《黑奴吁天錄》在中國流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想這和美英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主要強國和提倡民主人權這些價值的主要西方國家這兩個事實有關，前者招來了“血腥發家史”的指控，後者則斥為“空洞虛偽”，“忘了自己過去的歷史”。相比之下，批判“小不點”和“低姿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顯得是“脫靶”了。值得一提的是，西葡兩國還是西方世界中最晚實行民主制度的，二十世紀甚至一度産生過準法西斯主義，但奇怪的是，在有關奴隸制問題的記憶和討論中，針對它們的道德義憤顯然不如針對美英的。

　　黑奴貿易和黑奴制問題無疑和普適理念的討論有密切的關係，但如果從這種關係中得出過去不存在這種理念，今天是虛偽的甚至是西方強權的工具這個結論顯然是荒謬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至少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黑奴制的存在不但有著比早期資本主義廣泛得多的歷史背景，也遠遠早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但在廢奴問題上，只有在西方起源的啟蒙主義的基本觀念即普遍人性和人道主義才提供了最有力也最持久的意識形態武器，而且廢奴運動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運動，它是和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家勞工問題，婦女和兒童的保障，公共衛生和教育這些進步的運動同時展開的，這些運動和廢奴運動共享啟蒙運動的一些普適理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些西方國家毫無疑問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這也就回答了為什麼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在其他一些地方存在的時間比歐美要更長這個問題。很多人並不知道，對廢奴運動最頑固、最持久、最隱蔽的抵抗不是在美國南部，而是在西非、北非和阿拉伯世界。即使到今天，這些地方也還有相當程度的奴隸制或者變相的奴隸制存在。第二，按照所謂自然法的常識，同類相殘比異類相殘更不可恕，那些把自己同胞送到歐美奴隸販子那裏去的非洲奴隸主應該比他們的歐美同夥更遭人痛恨。把這個道理推廣一下，一個國家統治精英最不可寬恕的的罪惡就是殘害本國人民或者無視本國人民的福祉。如何維護本國人民的安全和自由，結論只能是依靠完善的民主制度和牢固的人權觀念，這是世界歷史至今為止提供的唯一穩固而有效的辦法。民主國家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外還會有軍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可能，但對內都遠比獨裁國家要仁慈和文明，這種德政甚至會惠及外來移民。二十世紀至今的歷史反復證明：做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甚至移民）絕對比做一個獨裁國家的人民要安全。在我們還不能奢望出現一個對全人類一視同仁的世界政府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要求自己的政府對自己的人民一視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