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琪/採訪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看待亞洲中産階級崛起的趨勢？

　　陳志武：中産階級的興起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很長歷史階段。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從一開始中産階級就非常強大，因為美國最早是英國、後來也有歐洲其他的國家移民去的，這些人到了之後基本都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們一開始基本上都屬於中産階級，生活上不需要依賴別人。18世紀後半期開始，從非洲運過來的黑奴越來越多之後，美國社會才開始出現中産階級以下的窮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美國是很獨特的一個國家，從第一天起它就擁有中産階級和中上階層，它推出民主制度、選舉制度，幾乎所有選民都有土地、財産，所以財産保護和民主制度在一開始就稱美國社會的主流偏好。

　　像印度這樣二戰以後才開始民主制的國家，就沒有那麼得天獨厚，當時印度80%—90%都是貧窮人口，這也是為什麼所有亞洲國家不管是日韓、中國台灣還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都不可能像美國那樣一開始推出民主制度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中産階級，這不僅是中國面對的挑戰，而是亞洲國家普遍面對的挑戰。

　　一個社會的中産階級是否有機會發展壯大，關鍵還在於創業的自由度高不高，可供個人創業者的金融資源多不多。喬布斯、戴爾，包括谷歌的創業者，他們的家庭出身都是比較普通的，但是他們面對的創業環境沒有什麼限制，幾乎可以説是絕對自由的。這樣一來，窮人也可以進入富人從事的行業，社會跨階層流動的空間被最大化，社會中産階級的壯大發展才有最大化的可能性。但目前在中國，各方面的限制就比較多，尤其科技和信息化的發展使得大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被拉大，加上政府管制、戶籍控制，總體上使得城鄉之間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的固化程度越來越大，代際跨越的階層的概率和空間被壓的越來越小，中産階級的進一步壯大將變越來越難。

　　經濟觀察報：有人説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中産階層正在萎縮，因為金融危機使得原來的中産階破産，財富也越來越多的集中到少數富人手中，發展中國家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可能，中産階層還沒有來得及壯大就遭遇萎縮了？

　　陳志武：據統計，中國十萬分之三的富人掌握了24%-25%的財富，這是在美國是沒有的。中國過去金融改革的關注點幾乎都放在企業金融上面，只是順帶地提到投資者金融、消費者金融。當然，只有讓所有的想發展、想投資的企業和企業家都得到足夠資金支持，整個社會的生産潛力才能被充分挖掘；但是，很多投資者金融和消費者金融産品實際上是幫助個人和家庭做跨時空的風險配置，如果忽視投資者金融、消費者金融，個人和家庭缺少面對生老病死等風險的金融規避工具，就不會進行消費，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産能過剩供給遠大於需求，只能夠靠出口市場來解決這些剩餘産能。

　　想過去二十幾年美國的金融創新和發展，實際上更多是圍繞著消費者金融和投資者金融。各種針對家庭和個人的理財産品、投資産品，包括直接引發這次金融危機的住房按揭貸款，就屬於消費者信貸産品。這些金融衍生品實際上都是為了解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金融需要。話又説回來，美國經濟71%都是來自於民間消費，整個經濟的驅動力就是民間消費，怎麼解決個人和家庭的金融需要，就成為決定美國經濟是不是能夠更快發展的核心所在。而這些投資者金融、消費者金融産品，對中産階級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經濟觀察報：但是信貸危機呢？欲壑難填，更多的金融工具會不會使亞洲中産階級也走向過度消費的陷阱？

　　陳志武：這就好像我們現在汽車這麼多，每天有很多的人死於車禍，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大家都不去開車了？都不要去發展汽車産業了？

　　經濟觀察報：人們現在似乎有這樣一種將問題簡單化的傾向：中産階級壯大了，內需自然就上去了，民主進程也自然就會加速。

　　陳志武：沒這麼簡單。回想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這些人都追求個人自由，主張打倒“孔家店”， “孔家店”從各個方面對人進行約束，三綱五常，每一個人都被固定在一個位置，一輩子都不能動的。但把“孔家店”打倒了，中國人本來依賴家族、血緣關係來安身立命、滿足生老病死的經濟需要安全感也隨之不存在了。如果沒有外部金融市場，提供給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金融産品不夠多，人們就會去重建“孔家店”，所以過去二十來年中國社會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小城市，人們又開始回到“孔家店”。所以籠統地講中産階級起來了，並不意味著一些東西自然地就來了。很多具體的基礎性設施包括軟設施必須跟上。

　　經濟觀察報：最近兩年，印度政府的一些決策（比如允許腐敗存在）嚴重傷害到了他們的中産階層；你覺得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中産階級發展前景如何？

　　陳志武：政策領域對於中産階級來説最重要的還是創業和行業準入的自由度高低。這不僅關係到創業者和企業家是否機會致富，更重要的是，只有允許充分的創新創業，就業機會才會更多。這個道理和農村土地私有化，將導致農民創業致富機會的增多一樣。當本地本村的創業就業機會增多，如果外面的待遇跟以前一樣，農民工就不願意出去打工了，農民工的供給就會減少，這樣逼得沿海製造業的老闆就必須提高工資。通過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表面上好像最直接地幫助了中産階級，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在源頭上要解決問題。中産階級群體面對的就業崗位和職業選擇擴大，即使他不換工作他也可以得到很多間接的好處，因為他的選擇多了以後，僱主就必須提升對他的待遇，否則他就會走人。

　　印度的醫藥和很多的製造行業被政府管制得很厲害，外資不能夠輕易進入，表面上看是保護了民族産業，但中産階級的犧牲很大，他們得到的産品和服務非常少，同時本土企業創新、引進新藥品和技術的激勵也很小，因為沒有競爭壓力。當然中國在對外國品牌、跨國公司的限制方面比印度要小很多。我希望中國政府管理者從印度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因為所謂保護民族産業的政策越多，實際上對中産階級和中低收入群體的傷害就會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