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
客服設為首頁 |
黃茂軍
在景德鎮的千年制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不同時代的大師的名字和作品,但我們看不到有成氣候的瓷商青史流名。這座在中國最早産生産業工人的城市,卻最終沒能成為中國最成熟的商埠。
拿什麼填滿空空的“帝國大廈”
我到金華採訪,這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城市,在浙江並不算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地界,但那裏一些空間的富麗堂皇程度,還是讓我這樣一個自覺是見過世面的人吃驚與跼踀。這些空間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一些先富起來好多年的金華人,其豪宅的奢華程度,是我們這些普通人無法想象的。
這些空間中,陶瓷的使用是廣泛的。
不管是什麼性質的大廈,對建築陶瓷和衛浴陶瓷的需求不僅首要,而且大量。
僅此一點,似乎就已經很能説明佛山緣何要比其他陶瓷産區蓬勃興旺許多。記得很多年前(上世紀90年代初吧),我第一次到佛山時,就是奔它的陶瓷去的—我當時的一位朋友,在廣州搞了一個酒吧,他在佛山一家作坊裏訂制了一批瓷器,有器皿,但更多的是一些裝飾品,類似在盤子上畫一骷髏這樣的自以為現代派。
我隨他去佛山取貨,對佛山的印象後來才知僅僅是石灣一隅。
那時候的佛山,建築陶瓷牌子叫得最響的是一隻“雕”,現在火爆的那些品牌應該還都在醞釀中,或者它們的主人那會兒還在替別人打工。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其實那時正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前夜,今日日漸龐大的經濟帝國,在當時還沒有完全撕開它全部的雄心,現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進程和造城運動,在當時還僅僅處在春江水暖的狀態……
處在珠三角核心區域的佛山,就是那只先知的鴨。
在中國經濟的版圖上,上世紀的最後10年應該是一條再清晰不過的分水嶺。那10年對於景德鎮而言也是非常關鍵的,陶瓷業的國退民進宣告了計劃經濟的徹底瓦解與終結,景德鎮的生産模式重新回歸家庭作坊,曾經風光無限的“三角”牌瓷磚死於華年—最根本的癥結是,景德鎮把陶瓷的生産技術、人才儲備和文化輻射力僅僅視為可輸出的資源,而佛山卻把這些統統打包成了吸金的資本。
這是中國經濟發達區域與經濟欠發達區域最不可救藥的區別。
大局既然已定,方寸就不應該大亂。
“帝國大廈”到處聳立,走進裏面你不可能空空如也。金華有家餐廳,巨大到所有的服務生必須成為輪滑小子才能上崗,這個空間的主要填充物是植物,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那些叢生的蔥蘢,那家餐廳會不堪到怎樣的程度。我在北京見過這麼一齣,光華路上的一棟寫字樓儘管裝修一新,但到底還是因為不僅空無一人、而且空無一物而蕭條畢露……
現代家裝設計中,最流行的理念是作減法。
在金華我曾經見過一位老闆,逾百平方米的辦公室其實只有一張長案和數把靠椅,但那張長案因為是從老油坊裏卸下的油槽,而立刻化腐朽為神奇。尤其奇妙的是,辦公室一點空蕩蕩的感覺都沒有,我們最後只能將這一現象歸因為文化的氤氳,如同平面設計中大幅的留白,如同一片素瓷上的一點釉裏紅,如同國家大劇院裏郎朗形只影單的獨奏……
減法不等於沒有,關鍵是要減到有。
很多建築陶瓷或者衛浴陶瓷都搞了自己的“生活體驗館”,如果這個體驗館僅僅是一水的産品敷陳,估計來體驗的人不會再來第二次。現在的銷售手法都很精工,懂得在大面積的産品陳列的同時,點綴式地擺放一兩件道具,比如一隻開著碗蓮的碗、斜插蘆花的瓶和三尾金魚的盆,如此藝術,無生命的産品變得靈動不説,闊大的空間也相應有料。
如果説佛山完成了“帝國大廈”的初建,景德鎮就應該接茬進行它的內部裝點。而歷史留給景德鎮的機會,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營銷專家和社會學家希望解答這樣一個課題:在經濟處在蓬勃發展期或者處在危機中時,人們的消費習慣有著怎樣的不同,或者改變。想象的理論是處在上升期的人們消費慾望應該隨之高漲,反之則亦然。
現實的故事總有逾越理論的時候,起碼藝術品—或者説非實用性商品—的銷售並不隨經濟的波動而波動。
2008年年底,英國一家夫妻檔的陶瓷公司年終扎賬,發現當年公司的營業額達到了750萬英鎊,凈利潤率為5%左右。接下來的日子裏,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金融危機來了,許多消費型企業都開始感受到了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全面影響,但他們的廠卻依然紅火,銷售額與利潤率以倍數成長。
他們的訣竅是什麼?
設計的隨意與製作的手工化。
這對夫妻中的丈夫是一位非常有靈性的設計師,他以首席設計師的身份加入妻子的公司,很快,這位稱職的丈夫兼設計師將産品定調為風格簡潔而隨意。消費者當時正開始偏愛于這種風格,而非正式的全套餐具。而製造正式的全套餐具,正是韋奇伍德和皇家道爾頓等著名老牌企業的長項。
“在金融市場了無生氣時,有這些東西在身邊讓人感到安心。”
當地媒體這樣評論他們的産品。那是一些什麼樣的産品呢?斑點杯子、奶牛狀奶壺和寫著“烤麵包和果醬”等短語的盤子,並且強調本土生産,讓消費者在經濟蕭條的時代裏産生些許的欣慰。
另一條秘籍是手工製作。
熱烈追捧他們産品的報紙報道説:只有自信得近乎天真的夫婦才會設想,他們能在英格蘭手工製造家用餐具,還可以獲利—奇怪的是,儘管規模不大,他們卻成功了。或許,作為外來者,對自動化和外包等既定事實持懷疑態度,會有助於成功。
這對英國夫妻的故事應該讓我們有所啟示。
經濟學中有一著名的“狄德羅效應”,也叫“配套經濟學”。有人送狄德羅一件精美的睡袍,他很快發現自己陳舊的拖鞋嚴重地不配這件睡袍,於是他更新了自己的拖鞋;這時他注意到,華美的拖鞋踩在破損的地毯上是多麼的暴殄天物,於是地毯的更新又成為迫在眉睫……隨後需要更新的是傢具、墻紙和窗簾,最後直至住房。
中國經濟的高速運轉,帶來的城市化進程是有目共睹的,當外在的殼完成它的建設時,內在的核,就成為一種無法回避的配套與必須。
這時候,景德鎮在哪呢?
南鑼鼓巷裏的景德鎮
初到北京的某個晚上,我被剛認識的同事拉到南鑼鼓巷喝茶。
想起有一年,我到中戲的小劇場看話劇《死無葬身之地》,薩特的本子。我拿著票,在衚同裏轉悠得沒了方向,差點誤了看戲。我當時還埋怨:怎麼這麼個破地方—現在,這個當年的“破地方”,盛名已經與三里屯、後海平齊,一些文化業主們“舊瓶裝新酒”,生生把曾經不堪的“四合院”激活成一個時尚高地,就像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
那晚,在南鑼鼓巷,我邂逅了熟悉的景德鎮。
隅居在此的“書 茶”實在不像一個對外營業的場所。
這處它的主人據説耗資1200萬才盤下的院落,其實是前後兩棟二層小樓,中間空出一50平米左右的內院,建築的外部結構和內部格局其實都非常不北京,卻類似日本,尤其它臨街的門臉、店招和那道拉門,簡直就是《藝伎回憶錄》的布景。店內的空間也如東洋般跼踀,又到處都是書,所以進來兩個人,屋子裏立刻就顯得滿滿噹噹。
就這樣緊張的空間,主人還要放置景德鎮的瓷器,而且都是大件。
在“書 茶”發現景德鎮的瓷器,類似天上的繁星閃爍,我們首先注意的當然是書,然後是實木傢具,接著我們注意到一叢叢的綠色植物,而盛放這些植物的,正是景德鎮的青花水洗;接著我們發現,墻角一溜的青花釉裏紅罐,好像是盛茶葉或者別的什麼食物;然後是茶具;然後是花插與擺飾;還有盥洗間的水盆與挂件……
陶瓷元素漸次呈現,幾近主角,有那麼一瞬間,我恍若身在景德鎮。
有一次,我在蓮社北路上閒逛,邂逅了一位從北京來的先生,他聲稱自己因為喜歡景德鎮,所以索性在景德鎮盤下了一爿店面,收點瓷器,擺一張茶几,隔段時間就來景德鎮小憩幾天,把盞品茶,很是快樂。
其實很多景德鎮人都有類似雙棲生活的體驗。
我知道北京城裏有不少景德鎮人,其中不乏事業做得很大的,他們中的誰,會不會把景德鎮的瓷茶人生移植到北京來呢?我堅持認為,類似南鑼鼓巷這樣的地界,特別能接景德鎮的地氣,雕塑瓷廠的樂天陶社與創意集市,與這裡有著相同的風情。我因此認為“書 茶”?不會是景德鎮惟一的場,應該還有別的類似的店面。
卻到底沒發現第二家。
景德鎮的産品走出去了,但景德鎮的人一直還在景德鎮。
我説的是一種觀念。
2004年8月,我到四川夾江採訪時,當地官員曾談到,夾江這個地方處在樂山大佛和峨嵋山這兩處世界遺産之間,每天有大量的遊客在兩地穿梭,從夾江穿城而過,就是不下來“稍作停留”,這個名號為“西部瓷都”的地方其實主要生産建陶産品,當時不過是佛山陶瓷的一個戰略轉移承接地,這樣的産品對於觀光客而言是沒有吸引力的,因為沒有文化附著。
我記得那位官員話鋒一轉,説如果有景德鎮的陶瓷大師到夾江落戶的話,他們會非常歡迎,“就是設一個工作室在這兒也是非常好的”。
較之其他陶瓷産區,景德鎮陶瓷一個最明顯的優勢,就是它有非常明顯和濃厚的文化附著,最初級的開發也許就是成為各旅遊景點的紀念品,但在觀光旅遊漸向度假旅遊或者叫休閒旅遊轉變的趨勢下,景德鎮的陶瓷産品更大的作為,是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範式。
我們進得家門,地面選擇鋪陳什麼樣的地面磚,墻面如何處理,選擇什麼牌子的衛生潔具,是“科勒”還是“TOTO”,屋內的陳設選擇怎樣的瓷器,缸用什麼缸,盆用什麼盆,剛從花店裏購買的那束馬蹄蓮插進一個怎樣的花瓶,從餐具在使用過程中叮噹作響的碰撞聲裏,我們馬上可以判斷使用的是唐山的瓷還是景德鎮的瓷……諸如此類,等等,等等。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選擇,甚至決定著你不同的階級屬性。
未來的所謂“文化創意産業”,説白了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出售。“新天地”是這樣,“田子坊”是這樣,“三里屯”、“後海”和“南鑼鼓巷”還是這樣。這些所謂的“時尚高地”,其實不過是一種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的衍生物,東西方文化在這裡糾結纏綿,傳統與現代在這裡往來無礙,農業文明的遺址上盛放數碼時代的鮮花,很中國的空間裏穿梭的卻是很西方的嚮往。
這是一種典型的時代混搭。這時候,景德鎮又在做些什麼呢?
井底的景德鎮和井外的世界
説實話,我在看了目前景德鎮的種種陶瓷傳媒後很失望,這裡面不僅僅是專業不專業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內容與形式高度雷同的問題,而是在這個現象之下,普遍瀰漫的自戀情結和普遍存在的自娛行為。
景德鎮,你實在太自以為是了。
不是瓶子,就是瓷板;不是大師,就是高工……這似乎是景德鎮所有陶瓷出版物的例牌與全部。我有朋友從北京來,專門奔千年瓷都的陶瓷來的,在蓮社路上走了幾間店,也收了幾份雜誌、報紙或者DM,花紙頭一堆,一堆花紙頭。那哥們兒也不是個有涵養的主兒,張嘴就傷人:景德鎮就只剩這個?難怪會被摘牌!
2008年,馬未都因為不識渣餅,而讓景德鎮人笑了個“花枝亂顫、一地爛紅”。
如果聊別的話題,景德鎮人可能還能聽進一二,可如果談陶瓷,景德鎮人會毫不見外地將自己擺在一個施教者的位置,我認為這是長期處在中心地位的必然情結。2001年,我在寫作《景德鎮批判》時,曾以“獨孤求敗般的剛愎心態”來形容景德鎮陶瓷文化中這種非常負面的東西。
我甚至認為,如果這些負面的東西不能得到有效清除,就會成為一種文化的終結者。
在《景德鎮批判》一文中,我曾經以景德鎮滿大街的大花瓶為例來具象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它在集大成地再現景德鎮人的聰明才智、最為輝煌地體現了景德鎮瓷器發展的卓越成就的同時,也具象了景德鎮某些負面的東西:
比如重製造輕銷售的崇師風尚。
比如不計成本地追求極致。
還比如技術壟斷帶來的財富壟斷……
在景德鎮的千年制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不同時代的大師的名字和作品,但我們看不到有成氣候的瓷商青史流名。這座在中國最早産生産業工人的城市,卻最終沒能成為中國最成熟的商埠。
在世界吉尼斯紀錄陶瓷篇中,景德鎮完全有資格佔據壟斷,這些極大、極高、極薄、極細、極複雜的景德鎮瓷器的確可以用鬼斧神工來形容,但每一件作品的背後都需要極其昂貴的成本支付,不説人工,僅就成品率極低一項就足以讓其成本成倍上揚,在景德鎮高檔瓷的製作過程中,百里挑一已經不是一句誇大的形容詞。
技術壟斷意味著財富壟斷,收入的兩極分化程度因為以下兩點因素而被人為放大:景德鎮所處區域一直是中國最為富足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大量涌入的廉價勞動力有效地抑制了初級工人和藝人的收入上揚;産品的技術壟斷和高成本投入,意味著産品在實現商品化的同時高附加值的形成……
在景德鎮生活與工作過近三年後,我認為我當年的觀察與判斷依然是合適的,這座城市儘管有了非常大的改變與進步,但一千年這個筐實在夠大,因為文化沉澱而存在的負面因素,依然是景德鎮一個不小的發展障礙。
我曾經説過:景德鎮是座大師橫行的城市。景德鎮不僅有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同時也有省級甚至市級大師。這種對大師崇拜的文化背後,是景德鎮陶瓷産業結構的單一,是産品銷售方式的原始與粗放,是通路的逼仄和對市場需求的無視。
大師橫行的結果,是景德鎮放棄了日用瓷的生産,在陳設瓷上“一條道走到黑”。
最近幾年,景德鎮陳設瓷的行情一路看漲。表面上是因為國情變化使然,中國人開始有了藝術品收藏與投資的雅興與閒錢;而更深層次的揭露,是景德鎮陶瓷的階級屬性再次被激活,其産品離百姓的日常需要越來越遠,以官本位為核心的官窯文化,直接把很多大師的作品拖入腐敗的泥淖,淪為可恥的雅賄工具。
我們沒理由不認為這是景德鎮陶瓷産業的一種反動與退步。
1996年,當時的上海博物館副館長、著名陶瓷鑒賞家汪慶正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為《明末清初景德鎮制瓷業的重大轉折》的文章。?汪先生認為,在明萬曆三十五年 (1607)以前,景德鎮瓷業生産一直是官窯佔據著統治地位,而在此之後,民窯因為對歐洲市場出口的劇增和國內市場的擴大,逐漸成為景德鎮陶瓷的主業。
也就是説,自那個時候起,景德鎮的陶瓷産品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民本轉型。
這個時候的民窯陶瓷,以盤、碗等實用器為主。
檢索中國陶瓷史我們能夠發現,景德鎮的瓷都形象在早年間其實是通過其日用瓷的生産與銷售來揚名立萬的。
從鄭和艦隊遺留在非洲大陸的殘瓷碎片,到新近從大西洋底打撈出水的300年前的沉船貨艙,我們都能看到景德鎮日用瓷的溫潤光芒。如果用汪洋恣肆來形容景德鎮瓷器當年獨步中國乃至世界日用瓷市場的盛況,那麼非常遺憾,今天的景德鎮只能是涓涓細流。
有專家認為,景德鎮的式微正是從其日用瓷市場份額的萎縮開始的。
這一判斷能否成立對景德鎮應該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2004年,“封都事件”攪了景德鎮千年華誕的局,《瓷都晚報》的幾位記者曾專門到潮州採訪這位“僭越者”的陶瓷産業狀況。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楓溪鎮採訪一位“調羹大王”,那人專做調羹,一面墻上琳瑯滿目挂著百餘種款式的樣品,據他自己説,他隔一段時間就會去趟日本,逛市場,購買每一款從前沒見過的調羹……
一把小小的調羹,讓這個潮州人賺了個盆盈缽滿。
最重要的是,潮州人正是通過類似的分工與合作,實現了“有錢大家賺”的良性市場競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