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瑜與孫棟光(孫棟光提供)

　　1944年，陶行知送給導演孫瑜一本《武訓畫傳》，希望他能將武訓的故事拍成電影。抗戰勝利後，孫瑜在歸國的船上開始動手寫《武訓傳》的劇本。“我自己流的眼淚並不比他們任何一個人少，”孫瑜後來談到這部電影時説。

　　1948年，老搭檔蔡楚生、鄭君裏在上海成立崑崙影業公司，孫瑜曾想過在崑崙公司拍攝《武訓傳》。“但鄭君裏告訴他，陽翰笙等左翼人士還是希望在中國電影製片廠拍。當時的‘中制’隸屬於國民黨，會拍一些反共的片子，(電影)放在中制拍，佔據著中制的設備、時間，能讓它少拍反共的片子。”孫瑜之子孫棟光説。

　　《武訓傳》開拍不久停拍。1949年，“崑崙”出面把已經拍好的1/3電影拷貝買下。“中制”撤離大陸前，曾希望孫瑜能一起到台灣，但他選擇留下。“‘聯華’的老朋友都在那邊，他也很願意在崑崙拍完《武訓傳》。”

　　1951年，這部反響熱烈、轟動一時的電影遭到舉國批判，孫瑜半生輝煌的電影事業也隨之改寫。

　　首輪放映場的爆滿

　　為拍攝《武訓傳》，孫瑜帶劇組去山東調查，向當地農民了解武訓的事跡。“那時每個人都説武訓好，武訓賣唱、行乞、變戲法，靠這些錢積累起來辦了好多義學。等到江青一調查，完全兩回事了。”

　　“我們到山東體驗生活，住在老鄉家裏，每天我都把吃的喂驢，趙丹在驢的身上感受到武訓的精神，寫了一篇關於我、老鄉小孩和驢的文章，後來就批判他驢道主義。”孫棟光在《武訓傳》中飾演小武訓，當時他年僅7歲。

　　孫瑜原打算只寫一集劇本，後來在資方的苦苦要求下，將一集改成上下兩集，為此增加了很多戲，“本來批判農民運動的並沒有，後來就加進了”。

　　1950年底至1951年初，《武訓傳》先後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上映，取得空前的成功。在上海，巨幅海報挂在大光明電影院外，首輪放映場場爆滿。海報裏寫著：“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為貧苦不識字的孩子們造福”、“提倡識字運動，普及農村教育。”

　　到1951年3月下旬，四十多篇讚揚《武訓傳》的文章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大眾電影》將《武訓傳》列為1950年10部“最佳國産影片”之一，雜誌同時發表了《武訓傳》的詳細故事、大量劇照、孫瑜創作談以及趙丹撰寫的文章《我怎樣演武訓》。當時一本知名的電影畫報還將7歲的孫棟光稱為“天才小武訓”。

　　孫棟光認為，《武訓傳》雖不算孫瑜最好的一部作品，卻在藝術和技術上達到了一個高峰。作為第一個在西方系統學習戲劇電影的中國人，孫瑜在這部影片中進行了很多大膽嘗試。

　　“有一場戲説的是武訓被打後，發高燒做夢，夢見地獄裏的窮孩子被官僚地主壓迫，最後又到了天堂。這些場景在攝影棚裏拍，動用了幾百人，為製造煙霧效果還放乾冰，這在當時好像還是第一次。”

　　這些藝術上的創新後來卻成為《武訓傳》的污點之一。戲劇家陳白塵在1951年的《文藝新地》上發表的批判文章裏有針對性地指出：“他們在文藝思想和創作方法上已經成了美國電影的俘虜……《武訓傳》就是最突出的標本。”

　　《武訓傳》大批判

　　建國後第一次文代會上，孫瑜遇到南開中學校友周恩來，並就《武訓傳》向總理徵求意見，周恩來説，“你拍吧，拍了送過來我看看。”

　　上海審查時，《武訓傳》就贏來一片叫好聲。“拍武訓傳的目的很清楚，當時提倡新文化，另外是掃盲運動，武訓辦學校讓人來唸書，正好配合了這個。”

　　電影送到北京時，孫瑜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下午就得到消息，當晚中南海將放這部片子。周恩來、朱德等領導都去看了，朱德的評價是“好得很，很有教育意義”。孫瑜問周恩來的看法，周恩來説武訓被打那幾場戲太殘酷了，孫瑜就把武訓挨打的戲剪掉了很多。

　　1951年5月，周恩來提前讓人給孫瑜帶話，《人民日報》要對《武訓傳》進行批判，“但針對片子不是針對人”。

　　袁鷹在《風雲側記》裏回憶道，“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解放日報》總編室上夜班……忽然從一堆稿件中發現一份用電訊發來的當天《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是《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厚厚一疊，字數很多”，“連讀了兩遍，一面讀，一面止不住心驚肉跳。”

　　這篇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指出，“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程度”、“資産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産黨”。

　　《人民日報》“黨的生活”發表評論，“歌頌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一律要作嚴肅的公開自我批評”。5月23日，中央電影局也向全國電影工作者發出通知，“均須在該單位負責同志有計劃領導下，進行並展開對《武訓傳》的討論、藉以提高思想認識；同時並須負責向觀眾進行教育以肅清不良影響”。

　　1951年6月，江青化名“李進”率工作組到山東調查，孫瑜及《武訓傳》相關人員相繼在報紙上公開檢討。批判還牽涉到當時負責上海文藝界的夏衍。“在拍《武訓傳》時，夏衍不贊成拍，批判時找到他檢討。放映時，夏衍在國外訪問，他要檢討，他也想不通。”

　　1950年後只拍了3部電影

　　《武訓傳》之前，孫瑜的電影大多關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他“慣於在垃圾箱裏揀寶”，拍攝的題材也與1930年代吃香的武俠、才子佳人題材大相徑庭。

　　1929年，孫瑜因《故都春夢》一炮而紅，之後他拍攝了《野草閒花》、《野玫瑰》等影片。他的一部影片曾與蔡楚生的《漁光曲》一起送去蘇聯參展，但拷貝在半路被炸掉了，最終得獎的是《漁光曲》。儘管如此，孫瑜的作品在國外卻很受歡迎。電影資料館做過統計，1980年代至今，每年都有孫瑜的電影在國外放映。

　　在孫棟光眼裏，父親是個富於幻想的人。“他想象力比較豐富，看過很多神話，又喜歡古典詩歌，很有浪漫主義色彩。”

　　孫瑜是最早實景中拍攝使用運動鏡頭的導演之一，捧紅過1930年代的“金童玉女”金焰和阮玲玉，他用最原始的手工配音，為《野草閒花》配上了中國最早的電影插曲。

　　然而，《武訓傳》遭批卻讓孫瑜的電影夢跌入一個窘迫的境地。自1927年到解放，孫瑜共拍了二十多部影片，從1950年到去世只拍了3部。而《武訓傳》遭批的第二年，全國只出産8部電影。

　　“過去他想拍什麼片，老闆都會支持。《武訓傳》後，他一直在爭取拍戲，每次都有作品申請，不通過再寫。”孫棟光回憶，《武訓傳》遭到批判後，孫瑜也曾反思，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錯了。他在創作上多少變得有些縮手縮腳，對於政治特別小心。“他儘量保持原來的風格，但以後的作品卻很難有靈光閃現的東西。”

　　孫瑜寫過很多劇本，習慣自編自導。他人生最後的3部電影分別是《乘風破浪》、《魯班的傳説》以及戲曲片《秦娘美》，只有《乘風破浪》的劇本出自孫瑜之手。“《乘風破浪》在東南亞放的時候反響還好，《魯班的傳説》一般，戲曲片就沒什麼了。”

　　生活中的孫瑜不會發脾氣，也不善言辭，只有談到電影時能講很多。更多時候他總在幻想。“過去他的桂冠是詩人導演。解放前，他是電影界首屈一指的導演，後來工資評級他總是二級。”

　　一位與晚年孫瑜有過接觸的人形容1980年代以後的孫瑜，“生活十分低調，偶爾在一些公開場合露面，給人留下的印象也總是樸素、謙和、清瘦、舉止緩慢，甚至表情有些木訥。”

　　在一冊小照相薄上，年輕的導演曾用中英文寫著自己的座右銘“永遠勇敢！！！永遠希望！！！”而在他很多電影的開頭，導演孫瑜字幕下總會用一個騎馬武士的剪影作襯底。孫瑜並未跟人提起這樣做的用意，但這個熱血又孤獨的武士形象也許就是他電影生涯最形象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