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首爾核安全峰會併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承擔核安全國家責任,建立健全核安全法律和監管體系。這是中國領導人在國際社會有關核安全國家責任的莊嚴承諾。

　　去年發生的日本核泄漏危機引起了全球的關注和震驚，給國際社會敲響了核安全的警鐘，也引起我國政府和公眾對核安全問題的深刻反思。

　　我國在核安全和輻射安全方面一直存在法律空白，核能領域基本法《原子能法》立法一拖再拖，1984年開始起草的《原子能法》至今仍處於難産的尷尬境地，中國核安全法律缺位問題突出。

　　早在1984年，我國就開始啟動原子能法的制定工作，但由於原子能法牽涉部門較多，部門之間存在意見分歧，難以形成共識，立法陷入停滯。1999年，相關部門組織開展了原子能立法比較研究工作，並再次成立起草研究小組將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列入工作規劃中。起草研究小組比較研究了近30個國家和地區的原子能法律制度，調研了我國核能研究、開發和利用的實際情況，但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後，立法工作再次擱置。最近幾年，儘管《原子能法》的立法呼聲高漲，但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

　　筆者認為，在核安全形勢嚴峻的背景下，我國必須高度重視核安全立法，積極推進原子能立法，對核能安全監督、核能監管主體及責任、核事故應急處理以及相關法律責任進行全面規範。

　　近年來,我國核電發展已經駛入快車道，在建核電站多達21個。迫於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國家正在研究是否需要修訂原定核電運行裝機容量2020年達到4000萬千瓦的目標。有專家透露,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有望突破7000萬千瓦。

　　目前,在歐美核電開發陷於停滯的同時，亞洲卻掀起了核電站的建設熱潮。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統計,目前,全球在建的核電站一共有56個,其中亞洲國家在建的有37個,而中國就佔了21個。中國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成員國,已是世界上核電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政府在監管核安全方面的基本法律卻長期缺位。國際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有《原子能法》、《核安全法》和類似于《核安全法》的法律。而目前，我國核能安全監管依靠的是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8部行政法規和一些部門規章，這與我國核能大國的地位不相稱。

　　核安全涉及到鈾礦資源的勘探和開採、整個核燃料循環、放射性廢物處置、放射性物質運輸、核技術應用、市場準入、事故應急、核損害賠償、法律責任等多個方面，目前有關核安全的法規規章無法涵蓋上述方面且層級偏低，亟待以原子能法的形式明確核安全監管的主體、程序及責任，核安全事故的信息公開等。

　　並且筆者建議，在原子能立法中，要參照國際通行法則，明確一個利益相對超脫、地位相對獨立的權威機構(如國家核安全局)專門進行核安全監管，徹底解決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的老問題。就核安全監管現狀而言，和食品安全監管一樣存在多頭管理的扯皮問題。一旦發生核污染事件，這種多頭管理的體制就容易出現相互推諉難以問責的情況。

　　建議在原子能立法中，明確要求核安全事故不論大小一律第一時間通過媒體向公眾公佈，充分滿足公眾對核安全的知情權，如有隱瞞將依法追究有關職能部門負責人的法律責任。我國現行核安全事件事故的公開機制尚不完善，亟待通過原子能立法依法確立和規範，將政府信息公開原則真正落到實處。

　　核泄漏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危機缺乏警醒和反思。期望核安全立法也能像核電建設一樣進入快車道，建立健全核安全法律和監管體系，真正樹立踐行核安全國家責任的大國形象。

　　(作者係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