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評論員

　　“今天不積極調整産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産業結構所調整”，2008年早春，廣東用這樣一句振聾發聵的話開啟了産業轉型升級的大幕。那個時節，傳統發展模式還如日中天，“騰籠換鳥”、“雙轉移”一度被指責為“瞎折騰”。國際金融風暴旋即爆發，傳統“三來一補”式的外向型經濟一夜之間岌岌可危，珠三角一批工廠陷入倒閉風潮。

　　任何的産業轉型升級都會有陣痛。4年時間過去，再度回首不難發現，伴隨著産業轉型升級，各類企業分別呈現出了不同的命運抉擇，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有的還在苦苦支撐，有的則在開懷大笑。

　　“農民工司令”張全收，這位帶領農民工群體為各地企業進行訂單式打工的河南籍全國人大代表，剛開始僅僅帶領著幾十名農民工在珠三角區域打工，後來發展到幾千人、上萬人，再到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跌落幾千人，然後重回萬餘人，一路命運的變遷見證並親歷了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近幾年來的工業變遷史。

　　傳統發展方式的弊端諸多，毋須贅言。早在1979年中央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開啟了第一波的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其後亦多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然而，産業結構30多年來一直在調整，總是難以有大的突破。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各級政府的GDP至上觀沒有根本改變，二是傳統發展方式在市場上還具備一定的生存空間。

　　“早轉早主動、晚轉則被動、不轉行不通”，實踐驗證了廣東的先見之明和先轉之智。但是，轉型升級是需要驅動力的。在市場經濟紛繁複雜的信息環境下，短視性、盲目性、碎片化都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主體的前進方向。

　　為了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廣東曾經出臺過多項優惠政策。有一部分企業聽進去了，主動升級，及時應對了市場突發狀況，獲得了較好的發展空間，甚至有的還開展了體制機制創新，實現了企業的跨越式發展；有一部分企業雖然對是否轉有所疑慮，但被動性地跟著轉，也“活”了下來，甚至穩紮穩打，攻城略地；還有一部分企業對於轉型升級不置可否，甚至拒絕轉型，死抱著低端加工貿易不放，妄圖薄利多銷，結果扛不住接踵而來的經濟環境變化，“死”在半途中。

　　轉型升級的經驗和教訓比比皆是。但是企業是不是要轉型，是不是要升級，不是政府決定的，政府只能起到一個引導、指導作用，政府行為的關鍵不是強硬地關閉合法企業，而是應當積極説服、引導企業轉型，同時做好産業轉型升級的配套公共服務。廣東之所以在産業轉型升級方面成功，主要還是在於把企業發展的環境改變了，讓整個的企業環境變成更適宜科學發展方式紮根和發展，同時出臺各項政策積極鼓勵企業轉型升級。

　　窺一斑而知全豹。“農民工司令”命運的變遷是廣東轉型升級的一面折射鏡。這一變遷並不僅僅是政府對於轉型升級的引領，更主要是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在這一系列的資源配置過程中，我們可以驕傲地説，市場起到了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廣東各級政府只是及時、合理地揮動了指揮棒。

　　廣東轉型升級成功的一大秘訣應當説就是政府歸位。通過建設“有限政府”，逐步增強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擺正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從而激發了市場主體從跟著轉到主動轉的大轉變。這一大轉變，契合了廣東的發展方向，使廣東逐步從傳統加工貿易的泥淖中擺脫出來，從産業鏈低端的位置擺脫出來。廣東畢竟是改革開放的廣東，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中國改革攻堅克難，需要廣東更多類似的作為。

　　此即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