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2年計劃將CPI漲幅控制在4%左右。國家統計局披露的2月份CPI漲幅僅為3.2%，創下近20個月以來新低。對比政府設定的較高CPI控制目標和快速回落的CPI月度漲幅數據，一些研究機構據此判斷貨幣政策放鬆之門有望較快開啟。但筆者認為，儘管當前經濟因為總需求增速回落而存在有利於CPI漲幅回落的因素，但是由於經濟中的總供給存在趨勢性成本上升，進而會對CPI構成明顯的持續向上推動作用。在此背景下，當前貨幣政策仍應穩健為宜。

　　導致CPI上升的驅動因素可以分為總需求拉動、總供給抬升兩大類型。雖然目前普遍預期未來總需求增速會出現較快回落，但在總供給的驅動下，今年的CPI仍然面臨很強的上漲壓力。具體而言，這種來自總供給方面的物價上漲驅動因素包括勞動力要素價格的自然趨勢性上漲、部分資本要素價格（特別是土地要素）的自然趨勢性上漲和國家出於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對水電氣等資源價格的人為調整等三個方面。

　　對於勞動力要素價格出現自然趨勢性提升的原因，是源於經過“劉易斯拐點”後，農村原有富餘勞動力資源開始轉向稀缺。當農業與工業就有限的勞動力資源展開競爭後，其結果就是勞動力資源價格快速上升，原來較低的農業勞動力資源價格向較高的工業勞動力資源價格靠攏，進而使得整個社會的勞動力要素價格不斷上升。

　　對於部分資本要素價格（特別是土地要素）出現自然趨勢性提升的原因，筆者認為其實也是源於工業和農業對這些要素的需求競爭。這裡的資本要素指的是用於生産的基本生産要素，即資金、土地、廠房、設備、材料等物質資源。以土地要素為例，人類開展任何經濟活動，包括農業或者工業，都必然要求具備一些必需的地理自然環境，如臨近水資源、交通便利、氣候適宜等。也正因為這些共性要求，所以不論農業、工業以及城鎮的形成和發展，也都主要集中在那些總量相對有限的地域，這一點可以從江浙地區的發展歷史得到證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富餘的合適土地資源快速減少並出現供不應求，於是工業用地需求、城鎮居民建設用地等需求與農業用地需求開始構成日益明顯的競爭，而這種競爭的結果也使得原有較低的農業土地資源價格向較高的工業或建設用地資源價格靠攏，於是全社會以土地為代表的資本要素價格趨於不斷上漲。

　　勞動力要素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資本要素價格的不斷上漲，必然會對主要靠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投入的農業生産産生明顯的成本推升作用。農産品作為CPI的主要構成之一，其價格上漲會對CPI産生顯著影響。以今年2月份CPI3.2%的漲幅為例進行分析，雖然當月CPI總體漲幅出現快速回落，但同期食品價格同比上漲卻高達6.2%，並貢獻了2月CPI漲幅中的1.99%。由此可見，僅農産品價格因要素價格趨勢性上漲而出現的持續上漲，就會對今年CPI産生很強的上漲驅動。

　　此外，國家出於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也必然對水電氣等採用政府定價的重要資源價格進行調整，以便反映真實的資源成本，同時便於利用經濟手段實現節能減排。根據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來看，今年水電氣價格的調整工作已進入政府年度工作計劃之中。這些基本資源價格的調整，也必然會對今年的CPI形成向上推升作用。

　　由於農産品價格上漲和水電氣價格調整因素將會對今年CPI構成較強向上驅動合力，即便對沖掉因為總需求回落而對CPI産生的向下驅動力量，CPI全年漲幅仍有可能保持在較高水平，接近甚至小幅超過政府目前所預設的4%的調控目標，所以今年的通脹壓力仍然不小。

　　考慮到我國目前居民收入結構仍呈明顯的“金字塔形”結構，即低收入人群數量佔據著人口比例中的最大部分，而低收入人群又正是CPI漲幅的最易感人群，其生活水平最易受到物價水平變動的影響。保護這些最大數量人群的生活水平不受通脹衝擊，維護社會穩定，這也是我國目前仍將貨幣政策目標設定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在當前因總供給驅動的通脹壓力仍然非常明顯的環境下，可以推斷決策層可能擔心過快放鬆貨幣政策加大既有通脹壓力，所以不會僅因單月CPI回落就迅速改變現有的“穩健”貨幣政策。展望未來，除非後續經濟數據表明GDP增速過快回落，明顯低於政府預設的7.5%的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時，才會考慮適度放鬆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