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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心願意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不僅是下一步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問題,也是民間資本能否重拾投資熱情的重要問題。
國有企業在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過程中,放棄控股權,是否就意味著有政治風險呢?等等。這些問題不僅要考慮,更要解決。
從前些年轟轟烈烈的國企改革,讓民間投資者投資熱情得到充分釋放,到近年來國有企業失去邊界的快速擴張,讓國進民退的擔心再次出現。雖然時間跨度並不算長,但産生的心理落差卻很大。
國企、特別是央企,到底應當進還是退呢?進,向何處進,退,往何處退,進到什麼程度才算合理,退到什麼水平才算公平,已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不僅要從戰術上提出改革的方法和路徑,更要在戰略上提出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只有目標和方向明確,改革才不會走歪路,改革才不會出問題。畢竟,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支柱,必須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
反過來,國有企業如果在體制、機制等方面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而單純依靠對政策、資源、市場等的壟斷和控制來發展、來競爭,不僅自身發展不好,而且會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影響其他市場經濟主體的健康發展。更重要的,以這樣的方式發展,只能做“門檻王”,而沒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這幾年,國有企業大而不強、高而不壯的問題已經日顯暴露。如進入世界500強的61家中國企業中,59家是國有企業。而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卻沒有一家能像華為公司那樣具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核心競爭力,具有讓跨國公司膽戰心驚、夜不能寐的競爭實力。
這種現象,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和關注。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日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2012年在繼續抓好國有大型企業自身改革的同時,國資委將採取有力措施促進其與中小企業、非公有制企業的共同發展。
這並不是什麼新思路,但是,在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擴張熱情十分高漲、擴張速度前所未有的情況下,提出這樣的要求,還是頗具針對性和現實性的,至少,它能夠有效緩解一下公眾對“國進民退”現象的擔心。
現在的關鍵是,在國有企業過度強勢、擴張慾望過於強烈、對民營企業大有收編之意的情況下,如何讓民營資本參與到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改革中來,形成更加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和資本構成體系,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思考的問題。因為,自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思路以來,儘管前些年“民進國退”的步子很大、速度很快。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退的都是一些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改的也是一些已經無法生存下去的企業,效益好的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並沒有在改革上取得明顯進展。壟斷企業、對政策和資源具有支配權的企業,仍然是完全的國有企業或國有具有絕對控制權的企業。
顯然,要想讓民間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要想讓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發展,首先要解決國有企業願不願、想不想的問題。要知道,前些年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也有過部分壟斷行業向民營資本開放的探索,但是,實踐證明,所謂的開放,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沒有實質性內容。如民用航空領域,曾經那麼高調地對民營資本實施開放,結果是,當民營資本轟轟烈烈地進入到民用航空領域後,才慢慢發現,一切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美好。民用航空對民營資本開放的是玻璃門,而不是房間門。民營資本進入民用航空領域後,在航線資源、政策資源、環境等方面,完全與國有航空公司地位不平等、待遇不平等。目前,還能在民用航空領域茍且偷生的民營航空公司,已經幾乎沒有了。
所以,是否真心願意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不僅是下一步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問題,也是民間資本能否重拾投資熱情的重要問題。那麼,有關方面將以怎樣的手段促進國有企業與非公企業的合作呢?“新36條”及其操作細則,能夠解決好這方面的問題嗎?
假如國有企業能夠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合作,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事。因為,從近年來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與非公有制企業,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合作來看,“控股權”都是國有企業合作的首要條件。也就是説,沒有控股權,國有企業是不會同意合作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只要國有企業不放棄控股權,與非公有制企業的合作就很難推進。因為,如果繼續以控股權來推進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的合作,就等於是“國進民退”,就失去了合作的意義。因為,市場經濟體制下,最重要的是公平,地位的公平、資本合作的公平、競爭的公平。失去公平的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麼,國有企業能否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不死守“控股權”這一不平等條約呢?有關方面能否在這方面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能否不給國有企業提出這方面的要求呢?國有企業在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過程中,放棄控股權,是否就意味著有政治風險呢?等等。這些問題不僅要考慮,更要解決。
當然,在推進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過程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壟斷問題。因為,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壟斷已成為市場經濟秩序建立和完善的最大難題之一,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壟斷不破,對民營資本開放,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就是一句空話。但是,如何打破壟斷,如何讓民營資本進入到壟斷行業,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如國有企業的地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管理、資源的分配、政策的公平性等,都需要作出重大調整。真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有關方面能夠“放權”嗎?能夠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去失去壟斷行業的改革嗎?
總之,讓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合作,問題的關鍵不在非公有制企業,而在國有企業,在相關職能部門。只有國有企業和相關職能部門的思想解放了、觀念更新了、思維開明了,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的合作才有基礎,才能真正地向前推進。讓民資進入,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