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12年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目標設為7.5%，引起了國內外熱議。有的媒體以大字標題將此表述為“中國棄守保八目標”，有些觀察者解讀為“中國在歐債危機壓力下，不得不把年度增長率調低”。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研究者，我認為7.5%的目標其實主要反映的是中國決策層和宏觀調控部門在追求“又好又快”發展中突出和強調“好字當頭”的導向。較全面地分析看待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幾個層次來説：

　　首先，年度7.5%的增長目標是一個“規劃目標”和“引導性目標”，不具備指令效力。2011年提出增長8%，實際運行結果是9.2%——這是從2010年10.4%的高位，柔性地回調來實現的，既合乎宏觀調控的總體意圖，又避免了此過程中有不少人曾擔心的“硬著陸”表象。今年把速度目標再降低一些，只提增長7.5%，也不排除實際運行的結果仍然可能達到8%或在8%以上，但“適當回調”的導向在兩年間是前後一致、有政策連續性的。每年的目標下調一個臺階，有利於和“十二五”規劃中年均增長速度只設為7%的規劃目標相銜接，其中主動回調、“有意為之”的特點，是相當明顯的。

　　其次，為什麼要主動回調增長速度目標？鄧小平高瞻遠矚勾畫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目標，前兩步的增長任務中國已提前完成，按第三步走的中間目標“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要求，只需今後近10年間達到7%的年均增長速度即可。這在客觀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把“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主線”很好落實的較寬鬆環境，正可以突出“好字當頭”。雖然實際經濟運行可能仍高於規劃指標，但有意識地把年度目標提得“保守”一些，可以淡化大家對於“增長速度”的關注，更好地促使各方把注意力聚焦于提高增長質量。

　　第三，“好字當頭”為什麼需要適當降低增速？理論分析和大量的中外實證經驗都表明，經濟增長中的速度和效益（質量）是存在一定矛盾和此消彼長替代關係的。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來的高速增長應當得到充分肯定，但其轉型挑戰不可回避，以往增長類型的粗放、由粗放所加劇的資源環境矛盾制約和壓力、雖多年強調提升效益轉變方式卻進展遲緩的困境，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呈負面效應，威脅我國發展過程的可持續性和人民群眾幸福感的提高。為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追求“好字當頭”的質量提升，就必須下決心，適當調低一些速度，來換取效益和質量得到提高的實惠。

　　第四，適當降速有沒有什麼客觀原因？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和工業化初中期，增長速度比較高，而進入較發達階段和工業化中後期，增長速度便會比較低。中國總體而言，仍有支撐今後20年左右與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相伴的高速增長的客觀條件和基本因素，但潛在增長率的適當小幅回調，也是正常的、符合客觀規律的，我國“十二五”期間年均增長只規劃為7%，便與此有關；至於顧慮今年歐債危機可能的不利影響，倒在其次。

　　總之，我國追求“又好又快”發展，須強調“好字當頭”，2012年7.5%的年度增長速度規劃目標，正體現了這種政策姿態與導向。（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