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長和學生們更多時候自覺自願，甚至是搶著來受害，實際上他們是被綁架了。”

　　春節前，在上海存在了18年的少兒英語星級考試被叫停了，負責這一考試的上海市通用外語水平等級考試辦公室(以下簡稱“通考辦”)也被撤銷。

　　這一舉措可見主管部門為孩子們減負的良苦用心。可有些家長似乎並不領情，已經讓孩子參加少兒英語星級考試培訓的吳女士，開始為孩子尋找其他培訓課程：“如果要擇校，總歸要考些證書心裏才踏實。”

　　上海市教委規定學校不得將各種社會考試成績作為評價和招生的依據，這無疑是正確的。但現實情況是，一些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們，奉行“校內減負校外補”的潛規則。不上學的日子，孩子們不是在輔導班，或是在趕往輔導班的路上。管理部門對此也很頭疼。2007年8月，上海市教委曾叫停有關中小學生英語社會等級考試，沒想到少兒英語星級考立刻成為家長追捧的“新寵兒”。如今星級考雖然也被叫停了，培訓機構立刻向家長推銷“全國中小學英語學習成績測試(NEAT)”、少兒雅思、新概念英語等培訓課程。

　　中國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日前在“為了孩子健康快樂成長”教育論壇上指出，“起跑線”口號的背後已形成錯綜複雜的價值鏈和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基礎教育中利益集團的存在是辦教育以營利為目的(即“教育産業化”)的必然産物。“廣大學生和家長是直接受害者。問題在於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長和學生們更多時候自覺自願，甚至是搶著來受害，實際上他們是被綁架了。”

　　變味的英語考試

　　上世紀90年代，上海經濟快速發展，急需培訓大批專業人才。原市政府教衛辦、原市成人教育委員會、市委組織部、原市人事局等四部門組織實施了“90年代上海緊缺人才培訓工程”。1993年6月，四部門聯合發文成立“上海市通用外語水平等級考試辦公室”和“上海市計算機應用能力考核辦公室”，承擔面向社會的外語、計算機等相關考試、考核日常事務工作。

　　但很快，通用英語的主要培訓對象就從當初設計的成人，轉變為少年兒童，而且規模不斷擴大。

　　從設計初衷來説，一星考試相當於小學低年級水平；二星考試相當於小學中年級程度；三星考試相當於小學高年級程度；四星考相當於初中高年級程度。但參加者的年齡日趨低齡化，一星至三星的考生中相當一部分尚是幼兒，高星級考生也集中在小學生群體。“我們現在所遇到的，是更為低齡化的考試局面：考一星的有幼兒園小朋友，二星、三星年齡段也相應下降。更有甚者，要求3歲的孩子考一星，三-四年級的孩子也已經要求他們通過三星了，相當於初二初三的水平。”一位曾是星級考試的考官表示，現在這種“超前考試熱”，佔用了大量孩子習得語言基礎知識的最佳時機，卻謀求一些孩子所遠未達到的虛華外表。

　　據統計，2001年至今，累計近50萬名青少年投身星級考。“星級考”越來越熱，一個原因是由於星級口語和筆試培訓對孩子提高英語聽説能力確有幫助，此外，由於該考試有政府參與的背景，品牌知名度高，或多或少被視作進入上海知名小學或初中的擇校敲門磚之一。孩子早早捲入“考星”大潮，加重了課業負擔，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

　　星級考試一年進行三次，一次在3、4月份舉行，另外兩次分別是8月份和12月份。僅2011年，就有創紀錄的6.1萬人次參加英語星級考試，和參加這一年上海參加秋季高考的人一樣多。由此催生的經濟效益也十分可觀。根據2011年的收費標準，教材費約78元，一至三星每項考務費70元，四星級考務費90元，每次報名費收10元，考試合格需再付合格證書工本費10元。

　　這些都是“小頭”，因為大多家長都會讓孩子去參加培訓班。據悉，一至三星的口試培訓費用大部分從1220-1820元不等，四星口試的收費是2580元，二三星筆試的培訓費則多在2280-2880元之間。粗略算下來，一個孩子考完所有星級英語，光培訓成本就高達上萬元。當然，好多家長“不差錢”，他們也深諳其中的“潛規則”——很多培訓點就是考點，很多培訓老師本身就是考試的考官。如果願意支付一節課150元的費用，還能請考官上門給孩子教學。星級考背後的利益鏈可見一斑。

　　2011年12月26日上午，上海市教委宣佈撤銷“上海市通用外語水平等級考試辦公室”和“上海市計算機應用能力考核辦公室”，並停止兩辦公室相關等級考試業務，喊停少兒英語星級考試。已經讓孩子退出星級考培訓的劉女士説：“不考倒也好，大家都省事。就怕星級考沒有了，還有其他的考試冒出來，而且奧數的考試比英語厲害多了。英語不讓考了，考奧數的人會不會更加多？”

　　家長們還擔心星級考會以另一種形式再次出現。據悉，原“通考辦”改名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外語水平測試中心”而繼續運作下去。對此，原通考辦相關人士表示，上海外國語大學外語水平測試中心主要處理原先通考辦的善後事宜，例如2011年12月份的星級考試，還有少數考生報了名但還沒有輪到考試，這些考生的考試安排在今年1月進行。他們考完後不會再有新的星級考試，也不接受報名。上海市教委基教處處長倪閩景表示，如果上海外國語大學希望把這個考試繼續進行下去，必須要重新上報相關部門進行手續申報，否則就是違法行為。但即使上報，市教委也堅決不會批准。

　　其實，社會上五花八門的教育培訓甚至是以低幼兒童或青少年為主要對象的培訓活動，不需要經過教育部門的審批或備案，只需在工商、勞動保障等部門登記註冊即可。上海市教委坦言，目前社會機構組織的一些面向小學生的培訓並未向上海市教委申報，也未經過上海市教委有關部門的審批，包括“數學大王”、“小機靈杯”、“中環杯”、“春蕾杯”、“希望杯”等20余種，涉及閱讀、數學、英語、計算機、寫作等。只要是合法經營，有關部門也難以“叫停”。

　　教輔暴利？

　　國民對於教育的“空前熱情”，除了讓培訓市場賺得盆滿缽滿外，也讓教輔成為中國出版界的奇葩。中國工程院院士朱高峰説：“教輔的利益鏈涉及學校、教師、教材編撰者、出版機構、教學機構經營者、各種仲介組織等，其中有些是公開的活動，有些則是若明若暗的，並且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機構、活動混雜在一起，真假難辨。”

　　據悉，2010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達370億元，其中教輔類圖書的銷售碼洋約佔10%，利潤卻佔整個圖書市場的60%。在微利的圖書市場，教輔書堪稱暴利。

　　去年9月央視《焦點訪談》披露，一套教輔材料通過統一徵訂賣到學生手裏至少要經過四個環節。以滁州市為例，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是編寫者，然後由出版社出書，再通過新華書店發行進入學校，學校組織徵訂，最後教輔材料賣到學生手中。發行環節的利潤，最高可以達到書價的近一半；一半利潤給各個地市縣區教育局和各個學校，作為所謂“發行宣傳費”，實際上就是回扣。

　　對此，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教輔分社社長倪明對《新民週刊》表示：“教輔經營中的確存在暴利現象，它和天價月餅類似，買月餅的人不吃月餅，吃月餅的人不買月餅。有些教輔書，決定買的人不掏錢，掏錢的人沒有權。如果是行政參與規定學生訂教輔書，就難免高定價低折扣。”

　　在這期《焦點訪談》播出前一個月，新聞出版總署剛剛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出版發行管理的通知》，從出版、印刷複製、發行、質量、價格、市場等六個方面明確了規範管理要求。“通知”嚴禁出版單位採取高定價、低折扣形式推銷中小學教輔材料。嚴禁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在中小學教輔材料編寫、出版、印刷複製、發行等環節，以拿取回扣、索要贊助等方式違規收取費用。有專家解讀，“通知”的核心內容是控制教育部門插手教輔市場，因為教輔市場各種亂象的根本在於權力尋租和行業壟斷。現在教輔發行的關鍵在於打通市縣教育主管部門，這是比較容易操作的。如果消除行政干預，實行完全的市場競爭，出版和發行方就要面對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家長，去一個個公關根本不可能，這樣才能形成正常的市場環境，教輔書才能憑質量而不是關係贏得市場。

　　在全國中小學教輔市場佔有量排名第五位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算是靠“憑質量而不是關係贏得市場”的一家。作為上海教輔出版界的龍頭老大，華東師大的奧數系列始終保持全國之首(累計銷量超過1000萬冊)。華東師大出版社教輔分社目前每年出版的教輔書(包括重印)有近千種，“減負”的口號雖然讓教輔整體市場開始萎縮，但華東師大出版社的教輔銷量在2011年仍然增加20%，其中，網絡銷量比2010年翻了一番。

　　“我們不走行政渠道，而是走市場路線。”倪明説，滁州這種現象的確在部分省市存在，但如果完全市場化，教輔的“暴利”也就不存在了。“老師如果自己編講義出練習卷也很辛苦，他也會選擇一本有質量的教輔。教輔不像教材，並不是教育部門指定的，所以要靠質量去吸引讀者。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一個老師可能一學期教兩個班，他指定某一本教輔，如果經銷商給他每本5元的回扣，他也只是賺幾百元而言，這和面臨家長投訴的風險相比就太不值得了。而且，如果這本教輔憑質量賣得很好，不需要所謂的‘發行宣傳費’，自然減少成本，可以降低定價，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提前的起跑線

　　通用英語星級考的低齡化趨勢和教輔火爆現象都已表明，“過度教育”成了當下基礎教育的一大問題。過度教育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當前幼兒園“小學化”傾向嚴重：幼兒園教室裏沒有玩具和其他教育材料，所教內容卻有大量的識字、計算、拼寫等，不僅有書面教材，有的幼兒園還配備了作業本，老師不採用遊戲和活動的方式來組織教學，而是採用了講授式教學，幼兒端坐靜聽，課上課下還要進行識字、拼寫等訓練。

　　被網友稱作“最牛憤青教授”的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鄭強曾針對目前的孩子教育曾説：“我痛心呀！中國的孩子不是輸在起跑線上，而是搞死在起跑線上！”中國家長寧做“虎媽”，也不願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造就了“起跑線”越來越提前的尷尬現狀。

　　為此，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巡視員朱慕菊在“為了孩子健康快樂成長”教育論壇上指出，過度教育問題從根本上而言，可以説是教育體制競爭性的負面影響。“升學率成為教育領域的GDP，這一競爭性不可避免地傳導到政府部門對教育管理的價值取向。要扭轉不良的競爭，政府需要系統地介入和解決，淡化競爭性的教育政策。”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也表示：“讓孩子健康快樂成長，原則上大家都同意，但付諸行動，還會有困惑：校長也不願教師和學生壓力太大，但升學率降低怎麼辦？教師也不願讓學生太苦，但學生成績下降怎麼辦？家長也不願讓孩子太累，但將來上不了好學校怎麼辦？”

　　長期關注基礎教育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指出，當下許多流行的過度教育觀念都是源於現實壓力。“雖然講義務教育，哪怕城裏學校所享有的教育資源也相差懸殊。這種差別是教育資源嚴重不均造成的。近年來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投入加強，辦學硬體改善了不少，但軟體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一邊是學校本身的兩極分化，是教學資源的愈加畸形的分配，一邊講讓家長們放心讓孩子就近上學。凡是有點條件的人，都想把孩子送到資源優厚的重點中小學上學，這個‘起跑線’一開始就不是同一條線，社會怎麼能不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