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了解，目前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問題”及其出路並沒有任何現成的歷史與現實的模式可以照搬，於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並開始論説中國自身文明傳統對於中國未來的重要意義。在這樣的境況下，讀日本史學家、思想家溝口雄三的《中國的衝擊》，會有一種關乎痛癢的感覺。他並不提供現成的主義和藥方，而是以歷史學家的本職工作展開了一幅具有很高學術品質的、重新觀察現實展望前路的歷史縱深圖景，我相信，它將給那些關心中國現實和未來的人帶來相當強烈的思想衝擊。

　　《中國的衝擊》是一本很難定位的書，其前半部分是發表于傳媒的時事評論，記錄著這位出生於1932年的歷史學家所遭遇的那些現實的苦惱，以及在這些苦惱的催迫下産生的追問，後半部則是精審的史學論文。這樣的編排恰好給我們展示出，一位歷史學家如何根據活的歷史變動提供的契機，把“現實”重新鑲嵌于“另一種”歷史縱深圖景之中，從而改變人們的現實認知，或者説開放出“現實”更豐富的可能性。他認為，這是歷史學家在他的時代中應該承擔的政治責任。

　　一、“歐化”的日本要重回亞洲

　　溝口的“中國”本是用來“衝擊”日本的。自明治維新時代，以“西方的衝擊”為契機，日本割斷了連接于中國文明的臍帶，從此“脫亞入歐”，獲得了相對於中國的獨立意識乃至優越感。在亞洲鶴立雞群的日本，步武其帝國主義老大哥，轉身反噬中國，儘管慘遭失敗，但戰後日本的經濟騰飛和政治、社會民主化，反而更加強化了一般國民以學習西方的優勝者自居的意識結構。正是沿著這種“脫亞入歐”的思路，日本人歷史記憶中的二戰，主要是與歐美對抗而敗給了歐美的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爭，其意象凸顯為“廣島”而遠非“南京”。受害並於戰敗廢墟上頑強站立的“奮鬥史”幾乎遮蓋了日本對中國和亞洲諸國的“侵略史”。然而，隨著“亞洲四小龍”的形成，以及1990年代之後中國的經濟崛起，東亞地區正在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結構關係。目前，存在一種明顯的態勢，就是以中國為中心，東亞、北亞、南亞諸國正在形成一個“環中國圈”，將與“美國圈”、“歐盟圈”鼎足而三。這個“環中國圈”當然不可能重演舊中華文明圈的朝貢體系，但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體政治體將佔據其中心和主導位置則是無疑的。

　　與體積龐大的中國不同，日本是位處“中華文明圈”邊緣的“蕞爾小國”，在歷史上，它始終靠著對周邊形勢及其變動的敏感和抓住先機的能力而使自己立於優勝之地。今天，當歷史的地殼再次出現滑動之機，作為日本思想家的溝口雄三立刻對國民發出預警。他警告説，日本人那種以“脫亞入歐”保

　　持日本優越性的自我意識已經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它就像麻醉劑一樣麻痹著日本，將使之喪失對現實變動的認識和適應能力。在當前的歷史形勢下，日本若要繼續保持其優勝者的地位，就必須考慮如何把握主動重返亞洲，積極謀求與中國一起構成“環中國圈”的軸心。作為日本的思想家，溝口雄三為自己民族可謂計之深遠，他考慮的是，日本如何在世界形勢的新格局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並在此現實基礎上重建一種適時的、健康的日本民族主義。而“歐化”的日本要重回亞洲，首先必須在思想上重新認識中國的近代歷程，重新認識中國革命、改革開放及其與中國文明傳統的斷續關係，形成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從中國自身出發的“中國的近代”象，與“西方的近代”並列並使之相對化，以此改變以“西方的近代”模式為坐標軸而劃分優劣而形成自我意識的思想習慣。溝口從日本人的危機感出發，卻和我們一樣，想努力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近代觀、價值觀，去“如其本來”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近代歷程和中國的現實，從而探討“中國現代性”的可能性。

　　對於我們來説，中國近代史以鴉片戰爭為開端似乎已經是天經地義了。不論是教科書上的“正統”革命史觀，還是1980年代以來佔據相當部分人頭腦的“主流”自由主義史觀，都把鴉片戰爭及其“西方的衝擊”當做是中國走向近代的唯一動力，而在這之前，中國沉睡在停滯的“中世紀”或曰“封建社會”。溝口雄三指出，這個“鴉片戰爭近代史觀”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如今，我們有責任提供一個新的“近代的開端”，一種新的歷史視角，以導引和呈現一個新時代的自我意識。

　　溝口把“中國的近代”的起點放在16、17世紀的晚明時代，他論證説，在那個時代顯著化的、由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發生的“長時段”歷史動勢，迎面遭遇了來自西方的強大“洋流”，這股橫來的“洋流”複雜作用於原有的歷史動力場，産生出一種新的動能和動向，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改革開放，就是中國歷史的“縱斷面”與“橫斷面”交錯相激而上演的偉大戲劇。他指出，不但中國，其他的非西方文明本都有一個“基體”來承受“西方的衝擊”，它是悠久的文明傳統，也是産生於自身社會內部的歷史動向，所以，它們在“西方的衝擊”之下，當然會形成各自不同形態的“近代”，而如果我們僅以“西方的近代”為標本，就會遮蔽它們各自複雜的歷史，將其文明傳統實體化、侏儒化，更會得出一幅扭曲的現實象。非西方文明及其近代歷史，都還沒能找到表達真實自我的方式。

　　溝口筆下“中國的近代”，源自於明清時代這樣一種歷史動態：宗族社會及其主導的“鄉里空間”不斷擴展、增強，甚至屢屢向皇權挑戰，這股“民間”勢力以平定太平天國為契機而逐步掌握到地方實權。從這一歷史視野看去，“辛亥革命”並不僅僅是一場“近代”性質的民族、民主革命，而更是由上述“民間”勢力發展而導致的中央集權的瓦解；而其後的軍閥混戰，也並非“封建”勢力的回潮，而是帝制終結後形成的地方分權式的“共和”體制。明清時代不斷壯大的宗族制社會，逐漸形成相互扶助和相互保險的集體主義機制，生活于中的人們崇尚公有、均平、相互扶助的倫理價值。這樣的社會機制和思想觀念，正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厚歷史基礎。在清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迥異的國家體制之間，我們卻不難發現統治理念的連續性：“民以食為天”、“均貧富”、“萬物各得其所”。

　　溝口指出，被五四知識分子所痛切批判的“禮教”，乃是宗族制社會推行的一套秩序和規範，其歷史實態與功能其實有著相當積極的一面，就是使並非士人的庶民也産生出道德主體意識，這很可能是中國近代以來在“啟蒙”思潮誘發下産生自由、民主意識的一種本土基礎，而這樣的“本土基礎”所主張和要求的“自由、獨立、權利、民主”，都不見得符合其西方範本。

　　二、提供一個新的“近代的開端”

　　三、超越意識形態的歷史觀

　　反傳統的自由主義歷史觀認為，中國革命其實質是反“現代性”的，我們要做的是繼續以“現代”剪除“前現代”餘孽，真正走出“中世紀”而進入“現代”；“穩健”的自由主義歷史觀認為，按照最純正的哈耶克式自由主義教義，“傳統”才是“現代”變革得以順利進行的護航艦，但“革命”卻激進地掃除“傳統”，使“現代性”無法發育，如今，我們的正確選擇是從自身傳統中挖掘出與自由憲政資本主義親和的文化因素而發揚培養之，從而走向儒家憲政資本主義；而一些“新左派”,則將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講成中國人民在其民族精英的帶領下，反抗帝國主義、追求自主現代化從而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的“人間正道”。

　　而在我看來，溝口展示出的，恰恰是一種超越上述意識形態史觀的，同時又極具現實指向和政治性格的歷史分析。它告訴我們，從“本來”的歷史眼光看，種種宗族社會、禮教文化的“殘渣”，它好也罷壞也罷，都從內部決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體質和性格，而這種“中國的近代”作為一種社會和文化樣態，畢竟有正負兩個方面交織其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以現成的“主義”去判決現實，裁斷出哪些是光明哪些是黑暗，而是如其本來地去看是哪些歷史勢能和動因造就了現實及其問題譜係，而民主、自由、權利、法治這些“現代性”事物，終將成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對矛盾、問題進行自我克服的方式，而不是作為“普世價值”君臨中國，並帶領中國走進“現代”。

　　對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的擺脫，在“西方的近代”之外發現一個類型相異的“中國的近代”，其意圖當然是要打破那種定於一規的“普遍性”及其造成的只有高低優劣之差的單向度世界，這種虛假的“普遍性”不但是歧視和偏見的意識根源，還使交流與學習，使自我的相對化與成長變得不可能。但是，對於我們來説，溝口的“中國的近代”象還有更重要的啟示：正如本雅明所説，不是“讓未來掏空歷史”，而是要“背對未來，面向歷史”，突破“普遍主義”的魔咒，立足於自身的歷史與現實，解放思想，培養一種整體性結構性的想象力，去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