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長週期的理解有三個關鍵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高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什麼？這些因素的近期變化是否導致潛在增長率放緩，放緩程度有多大？判斷中國經濟未來增長趨勢需關注哪些新的因素？

　　生産率提高是主因

　　從結構上看，全要素生産率增長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們可以從供給面把一國的經濟增長解構為三個基本部分：勞動力增長、資本增長和全要素生産率提高，通過比較這三個部分的貢獻，可窺測增長的驅動力。我們分解並對比了世界各國1992-2007年的增長，結果顯示，全要素生産率增長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達到一半左右(此外勞動力貢獻了6%，資本貢獻了43%)，佔比顯著超過同時期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國家，亞洲四小龍同期全要素生産率只貢獻了約1/3，其它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只貢獻了約1/5，這説明過去20年，全要素生産率增長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很大。

　　我們對過去30多年的經濟潛在增長率做了測算，顯示潛在增長率有三個快速增長期，且都與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相吻合，這背後主要體現的是體制改革的紅利。而隨著改革紅利釋放完畢，三個快速增長期後，都伴隨著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1980年代初，以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使得農業生産率大幅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從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這7年平均增速達9.4%，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率為41%。

　　19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改革開放力度加大，潛在經濟增長率從1990年代初的9.8%上升到1994 年的10.3%。這5年潛在增長率年均為10.1%，全要素生産率貢獻了30%。

　　21世紀初，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提高了對外開放水平，潛在經濟增長率從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 年的10.7%。這6年平均增速為10.4%，全要素生産率貢獻了37%。

　　潛在增長率已放緩

　　潛在增長率明顯放緩，由“十一五”期間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特別是2008 年以來潛在增長率下降較明顯。這主要由三大誘因造成：首先，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已逐漸釋放。中國的開放度(外貿總額/GDP)在入世後明顯上升，從19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金融危機前60%以上的水平，顯著超過其它大型經濟體，繼續上升空間已經有

　　限。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外需疲弱，過去幾年貿易開放度顯著下降，已回落到50%左右，這是中國回歸大陸型經濟的必然現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長；這也説明國際市場競爭效率提高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降低，生産效率上升更依賴良好的內部競爭環境。

　　其次，農村可轉移富餘青壯年勞動力減少。目前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産的半閒置和完全閒置的15-35歲勞動力顯著減少。據估算，目前這部分人口已從1990 年的1.3 億下降到目前的0.3 億，説明農村可轉移勞動力已所剩不多。過去20 年勞動力在部門、城鄉間轉移是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重要載體，因此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最後，房地産泡沫對實體經濟的擠壓。近幾年地價、房價過快上漲，推高了地租價格，擠壓了消費，過大的房地産投資需求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加劇了財富分配不合理和城鄉差距。這些因素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效應逐漸累積。

　　體制改革可防止增長率大幅下降

　　判斷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需對驅動增長的各個要素走勢做出分析。我們認為，投資增速不會大幅急降，對增長形成支撐；勞動力增速會隨著人口老化而逐漸降低，但對增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造成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從而限制勞動生産率提升；但針對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改革，可對全要素生産率提升起正面作用。

　　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長中累積了大量資本，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投資的邊際回報遞減，但會否出現未來十年投資增速大幅下降呢？我們認為不會。

　　首先，人均資本存量尚低，追趕效應還在。目前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尚存較大差距，如2008年，中國人均資本存量僅為日本的17%、美國的18%左右，也比我國台灣地區、韓國的人均水平低，這説明和經濟追趕效應相關的投資需求仍較強。

　　其次，人口結構造成高儲蓄率，從供給方支持投資。我國生産者(25-64歲)/凈消費者(除25-64歲以外的人口)的比例目前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處於上升階段，這意味著儲蓄率在未來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即便在國際資本充分流動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與投資率之間仍然相關，這對於人口眾多、資本賬戶不充分開放的中國更是如此。

　　勞動力增速下降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但勞動力轉移減緩將限制全要素生産率提升。從供給情況看，勞動年齡人口變化將使勞動力增速下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1980年代的平均增速為2.7%，1990年代和2000年以來均為1.3%，但未來10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預計到2016年左右，我國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速將逐步下降到0。勞動力總量變化有些外延影響，但對經濟增長影響更大的，可能還是勞動力從農業到二、三産業的轉移速度放慢。

　　我們粗略測算，1990年農村可轉移青壯年勞動力還有1.3億，2000年減少到0.8億， 2010年僅有0.3億。隨著青壯年人口比重下降，未來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數量還將下滑，因農業生産對勞動力的最低需求，勞動力轉移空間越來越小。這不僅和勞動力總量、年齡結構有關，也受城鄉戶籍管理、民營企業經營環境、進城農民工社會保障、城鎮住居成本等因素影響。

　　量化勞動力轉移放緩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既存在數據上的困難，也存在體制與政策上的不確定性，但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勞動力轉移歷史中得到啟發。過去30年，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大致有兩個政策偏緊期，兩個政策寬鬆期：第一個政策偏緊期是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1)，農村改革剛起步，戶籍管制還很嚴；第一個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隨著鄉鎮企業發展，政策放寬城鄉移居，勞動力大量在部門與城鄉間轉移；第二個政策偏緊期是1994-1998年，諸多省份對農民工進城新設限制；第二個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地方限制進城的措施取消，勞動力加速從農業和農村轉移出來。據觀察，這兩個政策偏松期的全要素生産率平均增速為3.4%，比政策偏緊期高約0.4%。扣除其它因素，兩者差別約為0.3%。

　　改革可提升全要素生産率。對其它國家經驗的研究文獻顯示，研發資本存量增長、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政府效能指數等都顯著影響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而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

　　首先，研發投入與存量低。2007 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 比重僅1.4%，低於德國(2.5%)、日本(3.4%)、美國(2.7%)，由於每年投入較低，中國研發資本存量和發達國家比差距更大。

　　其次，人口教育程度較低。2010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2年，顯著低於美國(12.2年)、日本(11.6年)、韓國(11.8年)等。

　　最後，政府和相關公共服務效率較低。據世界銀行測算的政府效能指數，在-2.5至2.5評分尺度中，2010年中國得分僅為0.12，遠低於發達國家1.4-1.5左右的水平。

　　不同情形下的增長

　　我們通過模型對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可能區間作出研判，分為基準和改革兩種情形，主要差別在於對影響全要素生産率的主要因素(勞動力轉移、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未來發展之假設不同：基準情形下，這些因素按照歷史速度(2001-2007)增長；改革情形下，這些因素在未來10年加速追趕美國，且限制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我們預計，基準情形下，“十二五”期間潛在增長率均值為8.0%左右，“十三五”為6.0%左右，2020年下降到5.5%；改革情形下，“十二五”期間均值為9.0%左右，“十三五”為8.0%左右，2020年下降到7.5%。

　　對未來的情景假設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這種看似簡單的模擬説明了兩個問題：首先，經濟增長放緩趨勢不可避免，這裡有人口結構的根本性因素，也有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發展階段後追趕效應的遞減；其次，通過體制和結構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間較大，雖不能避免增長率放緩，但可防止大幅下降。若説過去10 年，加入全球化競爭和勞動力轉移是生産效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未來10 年更需要依靠降低內部體制性束縛，提高競爭、改善資源配置效率。

　　未來十年，中國增速下降符合國際經驗。2010年中國人均GDP名義值已達4300美元，估計2011年將超過5000美元。根據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經驗，在人均GDP達5000-13000美元之間時，增速下降1-3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我們的基準情形下降3.4個百分點，改革情形下降2個百分點，基本符合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