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
客服設為首頁 |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的外國文學長篇小説獎,到去年12月就已經走過10個年頭了。在過去的10年裏,這個獎項給我們帶來太多國外優秀作家的新作,溫特森、勒克萊齊奧、大江健三郎、瓦爾澤……我們可以把這個名單排列到很長,獎項的分類大致以語言和國籍來劃分,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語文學、俄語文學這些年都有涉獵,獨獨是沒有一個叫做“東歐文學”的評選部,當年昆德拉、赫拉巴爾不是也曾經在中國有過熱潮嗎?現在是都過去了嗎?
《外國文學》雜誌副主編高興是研究羅馬尼亞語出身,關於這個評獎,他現在的身份是東方文學評選委員會主任。這個東方文學的評選委員會比其他評選委員會成立得都遲,其他先成立了以後,主辦方才逐漸發現,很多重要地區的作品無法歸類,東方委員會就是撿漏兒的,其他所有無法歸類的作品,都會歸到這裡面。
10週年的時候,高興寫了一篇文章,他對所謂文學大國和文學小國的説法持懷疑態度。“其實有時候所謂的文學大國更多借助文學之外的優勢,比如傳播優勢。”去年高興大量接觸荷蘭文學,發現裏面有很多好東西,但是我們缺少直譯的人才,都得通過英文來轉譯。東歐文學面臨的問題也一樣,做“藍色東歐”系列叢書的時候,高興面臨最大的困難不是選題,而是好的譯者。
版權制約東歐文學譯介
喜歡昆德拉的不少讀者可能都是從韓少功的譯本了解這位作家的。當年韓少功與自家姐妹合力翻譯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兩個人一個懂外語一個漢語表達好,實際上當時的譯文問題很多,但漢語表達實在太漂亮,至今為止很多讀者還對這個譯本印象深刻。某種程度上説,當年的昆德拉熱,和韓少功有直接關係。
既然曾經有過非專業譯者從英文翻譯的譯本,而引進的東歐作家在國內流行,為何今日這種情景卻不復存在了呢?高興説,這個與版權的原因也有很大關係。當年韓少功翻譯昆德拉時我們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一些東歐作家的版權和世界普遍認可的版權規定也不一樣,比如捷克要在作家去世後70年,作品變為公版圖書。東歐作家的版權許多現在在家屬手裏,有的作家後代很希望作家的作品被傳播,有的作家價格卻被抬得很高,貢布羅維奇的後人據説對價格要求就很高。許多作家還要求必須是原文翻譯,不可以從英文轉譯,理由是英文已經丟失許多味道,再轉譯過來擔心所剩無幾。但中國國內東歐作家翻譯團隊人才之匱乏卻是不爭的事實。
雖然結集出版的東歐作品單行本很少,但事實上對其的翻譯並沒有停斷,中國詩歌界一刻也沒有停止翻譯東歐詩歌,都刊登在了雜誌上。高興曾經用幾個月的時間翻譯了卡達萊的《夢幻宮殿》,但是中間的出版時間卻等了兩三年。
譯者隊伍在哪
儘管東歐文學在國外看上去一片熱鬧,但是回到中國國內,東歐文學的前景如何,到底怎樣其實還要打個問號。
馮植生是曾經在社科院工作的匈牙利翻譯家,他説現在的情況依然沒有好轉。出版難,稿酬低,大都得獎了一窩蜂上來,之後又都集體退卻。“不光是我們,其實其他大國也一樣,商業化太重。搞翻譯的,1000字幾十塊錢,翻譯一本10萬8萬的書,給你出那就很不錯了,一本書就萬把塊錢。”馮植生説東歐文學翻譯最好的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在出版很難,年輕人都不愛幹這個,現在條件不一樣,有電腦翻譯什麼的,但還是得花力氣,原來1000字十幾塊,現在1000字還是幾十塊,能比嗎?所以現在我們都不考慮這個。”
馮植生現在年紀也大了,不太願意做翻譯工作了,而年輕人一下子也不可能接上來,他説現實就是,很多學東歐語種的人也不願意做這個工作。
譯者找不到的事情同樣困擾出版界,已經簽下貢布羅維奇5部長篇的上海九久讀書人董事長黃育海説是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的。他打算今年再去一趟東歐,看能不能多了解一些出版信息,好把更多那邊的作品帶過來。黃育海擔心的是,沒法反映作家原有風格和語言上的魅力,他也不希望自己出版的書從英文再轉譯。
【電影與文學】
東歐電影帶動了文學
老一輩研究東歐文學的人有種説法,説是“文革”十年,東歐文學翻譯研究全部停止。對此高興不這麼認為,恰恰那十年,他那一代人的童年記憶裏是東歐電影,而電影也是文學的一部分。小時候他們看過《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裏面羅馬尼亞的沸騰生活感染了中國觀眾。有的電影臺詞他至今還能背下來“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暴風雨要來了。”在高興眼中,這是最初的詩歌啟蒙,頭一回感受到死亡的美麗力量,覺得這麼美麗的生命不應該死亡。“這些事在我童年記憶裏難以磨滅。”還有許多赫拉巴爾小説改編的電影,曾經讓昆德拉在法國看得熱淚盈眶。《我曾經伺候過英國國王》是高興認為把小説味道傳遞得最好的一部。
【政治與文學】
政治和文學的不可分割
必須看到的是,最近這十多年來,東歐作家在國際文壇影響力在增強,活躍度在增高。卡達萊是個典型例子,布克獎在專門設立外國文學獎後,第一屆就給了他。再比如羅馬尼亞的馬內阿,到了美國後得到許多好評。
當然這也拋出了一個問題,東歐作家受到關注多少源於文學多少源於政治?在高興眼中這二者其實無法分割。像昆德拉這樣的作家曾經極力想把自己從政治中摘出來,他稱要當一個純粹的小説家,如果有人説他的小説與政治挂鉤,他會非常反感。有一次有位記者問他的某部小説是不是反斯大林主義的,他馬上説“饒了我。”高興説,閱讀東歐作家要平衡,意識價值、政治背景、文學性都不能忽略。
而一些東歐作家其實也在利用自己的背景和經驗,好比此前得過諾貝爾獎的米勒,她在羅馬尼亞生活過30多年,書寫主題始終是羅馬尼亞。高興認為,米勒在很早以前已經開始有意識塑造自己的形象,諾貝爾文學獎也在更多描述她的被迫害,各種場合她都是一襲黑衣。“我們不否認她的成就,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她是典型的政治文字。”高興曾經和顧彬對談米勒,顧彬認為米勒是純粹古老的德語寫作,但高興持另一種觀點。“現在對待東歐文學或者所有文學,都不應該用簡單的眼光去看,文學本身就要呈現人性和世界的複雜性。東歐作品和本人的複雜性構成他們的作品。一味強調政治性,就失去了文學性。”
一次研討會上,于堅和韓東提出國家實力對文學至關重要,朵漁馬上提出東歐的藝術家是個例外。高興認為,東歐受到關注的藝術家其實多走了一步,就是基本都到了海外,借助法國、美國的文化中心加以傳播。齊奧朗上世紀30年代到了法國,用法語寫作,昆德拉到法國後才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