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禮偉

　　近日，經過11個月的與工會的談判，以血汗工廠聞名的耐克公司被迫向印尼萬丹省一家耐克工廠約4500名工人支付他們應得的100萬美元超時加班工資。有輿論認為這可能在印尼各地引發新的要求加薪浪潮，並波及其它國際知名品牌在印尼的工廠。

　　早在上世紀90年代，耐克公司就因在海外開設血汗工廠和使用童工而惡名昭著，為此耐克曾被迫提出了一系列改進措施，學術界一些人也撰文稱讚耐克在“品牌聲譽管理”上的進步。但多年來耐克到底有多大的進步，美聯社2011年7月曾披露説，印尼生産匡威運動鞋(耐克公司擁有這一品牌)的工人説監工向他們扔鞋、扇耳光，辱罵他們是狗、豬和猴子，把未按時完成工作者叫到烈日下罰站，並且通常情況下向媒體透露這類情況的工人都會被開除。

　　跨國公司對抗工人加薪要求的常用方法，一是聯合政府對工人進行“管理和教育”，二是將工廠遷往更窮的地區和更窮的國家，包括遷往位置偏僻、交通顛簸、不存在工會的山區，這些驕傲的國際知名公司的加工廠為躲避監督和減少勞工工資，已經不惜將自己“山寨”化了。

　　在相當程度上，全球化就是指跨國公司們在全世界跑來跑去尋找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它們在貧窮地區次第落戶，在當地製造一個與當地社會隔絕的標準化産品車間。貧窮地區的人們無疑是歡迎外來投資和外來的工作機會的，甚至也能在初期忍受類似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盤剝奴役。但全球化不僅意味著資本家牟利場所的全球化，也意味著信息和觀念的全球化，血汗工廠的工人們的權利意識、抗爭經驗在不斷增長，通脹的普遍發生和對更好生活品質的嚮往，使得資本與政府結盟的發展模式(例如印尼蘇哈托時期的發展模式)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不過，當西方國家的民眾在街頭反對“1%”對“99%”的盤剝和統治時，貧窮國家的工人們對億萬富翁及其政府同盟者之間的反抗不太像狂歡節活動，而是血淋淋的和高風險的。在印尼蘇哈托執政時期，有多名工人領袖被發現漂屍河中，更多的工人領袖被逮捕入獄。

　　作為印尼的“建設之父”，蘇哈托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堅定盟友，他的專制統治成為了“市場規律”中和“企業管理”中不可多得的“良好環境因素”。即便是在後蘇哈托時期，沉迷于成為全球經濟強國目標的印尼政府很願意為外國資本提供低勞工成本、低環保標準的投資環境。資本家把勞工當作是製造利潤的工具，“發展型政府”把勞工當作是製造強國的工具。勞工們受殘害的身體和人生，則是這些宏大目標的鋪路石。

　　邁克爾摩爾在1997年推出了揭露耐克公司侵犯勞工權利的電影《大傢伙(The Big One)》，把耐克公司總裁菲爾奈特塑造成為吸血資本家的形象代言人，後者解釋説耐克在印尼使用低工資勞工的是因為美國人不想縫製鞋子。人們會發現，在發達國家繁華商街的高檔品牌店中，往往充斥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血汗産品。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商品銷售越來越注重廣告，要成為高檔名牌，就不能不增加在廣告上的成本，由此，越是高檔名牌産品，就越是要在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中生産。Naomi Klein在其No Logo一書中，對以品牌為導向的消費文化和大公司的營銷運作提出了銳利的批評，耐克就是書中的一個不道德公司的範例。耐克的那道旋風標誌和籃球、足球、田徑領域的超級巨星們在耐克廣告片中的瀟灑出演，使耐克品牌和炫酷生活劃上了等號。但發達國家的年輕潮人不太知道發展中國家血汗山寨工廠裏的故事，即便知道，也畢竟是遠方他者的遭遇，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

　　自從耐克在海外開辦血汗工廠以來，美國就不斷有抵制耐克産品的消費者行動，但2011年12月發生的大批美國人為爭購耐克的Air Jordan復古版鞋子而導致警察來抓人的事件表明，耐克在美國擁有穩定的消費群體，這些消費者甚至包括了在貧民區愛打籃球的青少年。儘管耐克公司拒絕透露公司向廣告明星們支付了多少報酬，但有多種源流的調查報告顯示邁克爾喬丹一人一年能從耐克公司拿到數千萬美元的代言收入，這比印尼一家耐克工廠所有工人的年收入都要多得多。

　　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現在全球化把恩格斯筆下類似的場景擴散到了全世界，那麼馬克思、恩格斯針對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情況所做出的階級鬥爭推論，將仍然有其現實價值。接下來我們或許會聽到，耐克公司又在某國某地關閉並搬遷了一家工廠，在相當程度上，應當肯定這種壞蛋資本的逃跑現象，這是工人們自覺鬥爭的結果。工人們暫時的犧牲，可以換來整個權益大環境的改善，當這種觀念産生時，作為一個整體階級的工人階級才能算是真正誕生，正如E.P。湯普森所説，何謂階級？不能僅僅從與生産資料的關係來看，更應該從“關係和過程”來看，有了抗爭的集體行動過程，才會産生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