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李稻葵（資料圖）

　　我們處於一個有限權威時代，各種力量作用於政府決策和執行的全過程。因此，討論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首先應該仔細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的經濟制度的稟賦，其中包括民眾的市場經濟理性度、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取捨的偏好，以及政府的執行力；再者，分析清楚各種改革的後果，以此凝聚和提升改革的共識。由於各個地區的制度稟賦差別巨大，下一步應當大幅放權，由各地方因地制宜推進改革。同時，各種制度安排應有持續變革的靈活性，需要伴隨制度稟賦的變化而演進。在改革的討論中需要更多地借鑒經濟制度稟賦與中國較接近的歐洲大陸及亞洲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而不僅僅關注美國的體制。

　　不斷惡化的國際環境，日益凸顯的社會矛盾以及步履艱難的經濟結構調整，這一切都在呼喚著新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確，中國經濟林林總總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層次的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加以解決，為此，思想界需要有新的思維突破。簡單重復過去十幾年以來反復提出的各種口號，失去的是學者應有的高度，得到的是社會各界種種方式的抗拒和抵制。

　　現有改革討論的三點不足

　　現有關於改革的討論儘管數量龐大，論述極多，但是大都有比較明顯的缺陷。

　　第一，很多討論停留在發展與改革願景的層面，而這些願景又往往局限于簡單的口號式説法，比如，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建設好的市場經濟、避免壞的市場經濟；要建設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要建設産權清晰的市場經濟；要建立持續發展、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市場經濟。這一系列提法毫無疑問都是對的，更是十分美好的，但是，關於改革的討論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無法對當前許多領域停滯不前的改革提出理論上的指導。

　　第二，很多具體改革措施的討論缺少方向性。比如説，關於個稅改革，眾多的討論局限于起徵點多少為宜，而忽略了許多更大的問題，譬如，徵收個稅的目的何在？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二次分配主要是依賴個稅體制來完成，還是依賴於其他領域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甚至於我們還可以問，到底中國經濟需要進行多大程度的二次分配？關於財産稅的討論，往往局限於是對增量部分收稅還是存量部分收稅，是對第一套房收稅還是對第二套房收稅。這些討論顯然是十分技術性的，它忽略了一些更為基本的問題，比如，房産稅的目的何在？房地産業長期合理的制度是怎樣的？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公共財政的收入基礎是什麼，是來自於國家長期持有的生産資料，還是對生産、流通環節或者是財富存量收稅？中國的政府開支到底應該有多大？關於民營企業，大部分討論集中于如何促進其發展，而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領域以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為最佳，是應該採取德國式家族與政府共同控制的企業模式、日本式的社會化持股方式，還是美國式大股東與金融市場共同協作掌控生産資料的模式？

　　第三，對於當代不同市場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借鑒得不夠。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目光下意識地過多聚焦于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制度。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毫無疑問，有經濟制度上的誘人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美國也有非常明顯的獨特性，美國人素有“美國例外論”（America exceptionalism）。更不用説，世界上還有其他相當不同而且非常發達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比如德國式的、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這些都是我們進行下一輪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參照物，必須全面研究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