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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瑞 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寫《文明的代價》(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想到在美國強大經濟的標誌性地標——華爾街上,正上演轟轟烈烈的抗議活動,而且這個被命名為“佔領華爾街”的遊行已經持續一個半月,並迅速蔓延到全美70多個城市、600多個社區,甚至全球各地還有900多個城市和地區在相應“佔領活動”。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社會背景結構和全美基本一致,運動試圖改變美國黨爭激化、社會貧富分化、經濟管理失敗的現狀,抗議運動的爆發也預示著,糟糕的經濟背後蘊藏著更多社會性問題——這恰恰就是傑弗瑞 薩克斯在《文明的代價》所想説的。
“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深處,是一場道德危機。在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階層中,公民美德正在衰退。如果富裕和權力階層不能對社會其他人或世界其他地區、人民做到尊敬、公平和誠實,那麼一個僅由資本市場、法律和選舉組成的社會是遠遠不夠的。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市場經濟社會,但在全民公德方面卻依然存在缺失,如果無法重建這些社會道德責任感,那麼所謂有意義和持久的經濟復蘇將不復存在。”
從《貧窮的終結》(The End of Poverty)開始,薩克斯就喜歡把自己稱為“臨床診斷型經濟學家”,善於從經濟衰退的現象中尋找非經濟性癥結,這不是虛無縹緲的“蝴蝶效應”,而是更寬廣的一種視野。
《文明的代價》正是這樣一本“治愈型文本”,從對現象的確診,到診斷分析原因,直至開出治療處方,儘管有評論認為薩克斯在看待經濟問題的時候過於“政治化”,而且分析略顯“浮于表面”,但這不影響該書值得一讀。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也洋溢著美國典型的社會價值取向,這不僅僅是因為該書主要描寫的內容關於美國,而是處處體現出“美國式樂觀”。儘管大家都意識到整個國家的核心政治都以“利益”為丈量,但就美國人民本身而言還是非常單純善良。
在薩克斯列出的“美國病”名單中,很多症狀都很似曾相識。糟糕的教育導致失業,陳舊腐朽的基礎建設,儲蓄的崩潰,落後的教育標準,持續且不均衡上漲的社會醫療開支,肆無忌憚的公司誠信問題……這些問題都被歸結于源自罪惡的“自由市場謬論”,導致華盛頓不顧公共利益,為了所謂“全球化經濟”,犧牲就業、降低工資、對富裕階級的變相獎勵,導致其餘絕大部分社會的道德意識日漸脆弱。
當然,“臨床診斷型經濟學家”薩克斯也開出相應處方,諸如提高就業率和生活水平,增加教育機遇,削減貧窮,改革稅務制度和避免環境污染等,看上去都不是新招數,雖然講的都是美國的情況,但天下事多相通,由彼及此,對我們來説,也相當具有借鑒和反思之意。
除了尋找解決經濟困境之餘,薩克斯試圖想通過呼喚公民美德的回歸,來實現“拯救美國”,書中談到了道德、財富和健康,也提及了如何建立理想化的“幸福社會”,然而這也引發一些爭論。
威爾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羅伯特 斯基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認為,把社會經濟活動的終極目標歸結為創造幸福社會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沒有人知道什麼能有效地使人們快樂,而且幸福並不等同於快樂,作為“臨床診斷型經濟學家”,是很難通過剖析經濟現象、診斷經濟癥結,來解決人們的快樂問題,“這更需要哲學方面的啟迪”。
另一方面,薩克斯就全球化經濟對美國本土經濟的負面衝擊方面的分析,也招來了一些爭議,有評論認為,他沒有根本深入地分析全球經濟互通和發展,僅僅只是説得益方應該作出補充。事實上,美國經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了黃金時代,積累資本的同時,也享受了幾十年經濟全球化的成果。
有爭論才有可讀性,中國老話説“旁觀者清”,全球經濟現狀之下,當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緊盯數據、經濟模型的時候,這本《文明的代價》淺入深出地,把公眾視野拉遠,何嘗不是一場激蕩的頭腦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