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5月開始，鄧小平連續幾年推動“價格闖關”。這意味著，原來由國家規定和控制的物價，要放開由市場決定。此前，中國已形成了一種“價格雙軌制”，即按計劃指令生産的産品由國家定價，超計劃增産的産品則按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這個過渡性的體制，在顯著刺激增産的同時，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亂：同一個産品的“市場價”高於其“計劃價”數倍甚至十數倍，以至於任何有“門路”的人，都有機會把計劃軌道上的産品倒賣到市場上而大發橫財。一時間，“尋租”盛行，公眾反感。鄧和他的同事們決心推進價格改革，解決問題。

　　價格改革之所以被稱為“闖關”，是因為此前的波蘭，因放開食品價格，影響工人生活，導致大罷工和波蘭共産黨的下臺。中國“價格改革”的代價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穩推進，沒有誰可以打包票。鄧小平決心用自己的權威推進價格闖關。他甚至説，乘我們老同志還在，勇敢闖過這一關。

　　1988年7月，國務院宣佈開放名煙名酒價格。這其實是一次試探性的前哨戰。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方案》。不料，會議公報發表的當天，全國各地就出現居民搶購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擁到銀行擠提存款的風潮。十天以後，國務院宣佈加強物價管理、不再出臺物價調整項目、提升銀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頓市場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決定開展全國範圍的“治理整頓”。第一波“價格闖關”擱淺。

　　事後我的理解，在累計發放貨幣過多的條件下“放開價格”，勢必把原先“隱形通脹”轉成為群眾不可能接受的顯形高通脹。這證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強力支持，在高通脹環境下也難以順利推進價格改革。中國進入了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頓”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銀根、壓投資、管物價；經濟增長減速，經濟改革停滯。讓中國和世界大吃一驚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奮力推進中國改革。他以一個88歲退休老人的身份，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特別提出了長期困擾中國改革的問題：堅持計劃體制是不是就等於“姓社”(會主義)？走市場之路是不是就等於“姓資”(本主義)？他的答案石破天驚：計劃和市場都不過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社會主義同樣可以走市場之路。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國于1992年再度勇闖價格關。是年，新放開的生産資料和交通運輸價格達648種，農産品價格50種，其中包括在全國844個縣(市)的範圍內，放開了長達幾十年由國家統購的糧食價格，並放開了除鹽和藥品以外全部輕工業産品的價格。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産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産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闖關”最終成行，“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經濟學家通常會不遺餘力地推崇市場價格機制。這不足為奇，因為有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傳統的鼎力支持。可是，為什麼鄧小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鍾？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野戰大軍、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擁有一雙“看得見的手”！他難道不知道，擴大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範圍，總要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看得見的手”發號施令的範圍？大權在手，又堅決推進價格闖關，這究竟是為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涉及三個層面。第一，蘇聯式計劃體制的實質，是把整個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這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組織運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産全部信息的成本，決策和指揮的成本，以及發現錯誤並加以糾正的成本，等等。作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一員，鄧小平多年負責處理國家一線事務，幾乎就是這個超級國家公司的執行長。正因為對原有體制不堪重負的成本壓力有切身感受，也對原體制的運行效率極不滿意，才迫使鄧小平比局外批評家更明白，權力過於集中的主要結果，恰恰是無法有效行使國家權力。歷史把這位執行長推上了決策人的位置，鄧小平決意改革，順理成章。

　　第二，鄧小平倡導的開放，啟迪了一代中國人，也啟迪了他本人。作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學生，我感受到那幾年涌動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想法、新衝動，無一例外都來自多年封閉後對外部世界的觀察、比較和思考。無論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還是南斯拉伕匈牙利和波蘭，所有當時在經濟成就方面令中國羨慕的經濟體，沒有一個套用蘇聯計劃模式的。這些經濟體都允許“看不見之手”發揮基礎的資源配置作用。他們的經驗説明，價格機制並不是洪水猛獸，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大膽試一試？

　　最後一個層面最為隱蔽。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産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後，如何協調(coordinate)十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衝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於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後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敘述至此，我們也許要為一件事情而感到遺憾，那就是科斯教授從未訪華，因此也沒有與鄧小平先生謀面的機會。不過，我猜想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科斯在1937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現，價格機制並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制、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firm)”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裡，國家用“看得見之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組織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鉅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還同時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併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臺。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並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並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了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裏共存並用，並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

　　鄧小平關於中國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實現了。不過，有一點至今還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隨杜潤生先生前往溫州調查的路上，聽到傳來的鄧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國不能出現百萬富翁，不能走兩級分化的道路。到達溫州的時候，當地人也正在熱烈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溫州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身家財産早就超過了百萬，分明已是百萬富翁，怎麼辦？討論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的私人財産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於自己和家人的消費享受，大部分還是用於生産——如果把消費資料與生産資料恰當地分開來，溫州和中國就“還不能算已經有了百萬富翁”。既然如此，鄧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違背了吧？

　　僅僅過了十年，個人的消費性財産超過百萬的例子在中國就不勝枚舉。數千萬的世界級名貴跑車在中國熱賣——那可不是“生産資料”。2000年的前後，全球頂極奢侈品的專賣店紛紛在北京上海深圳開張，市場説這裡是成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由於房地産和股票市場的力量，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進入了百萬富翁的行列。所有這些，可以不無理由地被看成經濟成就的象徵。但與此同時，官方統計和報道、國內外學界的調查、以及對社會生活的直接觀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國還有不少生計艱難、平均每天收入不過1美元的貧困人口。

　　學者們用“吉尼系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發現改革後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趨向。這類測度可能忽略了一點，即“收入的獲取是否合乎公義”並不是定量技術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貪官們賣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眾輿論真正痛恨的是後者，因為其收入不合公義。可是，關於收入差距的測算並不能劃分這個及其重要的區別。其實，真正威脅改革存亡的嚴重問題是，即使根據反貪部門公開發佈的腐敗案例，人們也看到利用公權力腐敗——顯然不合正義的收入——的趨勢在中國有增無減。

　　除了當事人的道德水準外，貪污腐敗的趨勢到底與什麼有關？對此，張五常曾提出過一個理論。在本文開首提及的《中國的前途》裏，五常指出，就競爭稀缺資源而言，人類社會形成了兩種基本的經濟制度。一種以等級制特權來規範和約束人們的行為、防止稀缺資源被徹底濫用。另一種就是産權制度，即以財産權利的界分來劃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以刺激生産、交換、分工與合作。張五常更推測，當第一种經濟制度轉向第二種制度即市場經濟的時候，腐敗將大量發生，因為原來的等級特權無可避免地要爭取最高的“權力租金”。這個過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敗”(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後來的中國經驗的確表明，腐敗不僅僅是改革啟動的一種伴隨物，也是瓦解公眾支持改革的腐蝕劑、甚至是終極改革的致命殺手。轉型經濟怎樣應對制度化腐敗，是一項嚴重的挑戰。

　　鄧小平的答案是多手並舉：道德教育、黨的紀律和法治。我不認為還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遏制腐敗。問題是，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並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利用價格機制的每一個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1986年9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改革體制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180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遠為複雜和困難。最主要癥結是，經濟改革觸犯的經濟既得利益，還可以用經濟手段補償，但政治改革觸犯的既得利益，拿什麼來做補償？舉一個例子，原來“享受低價好處”的居民家庭，一旦價格放開後受到損害，政府可發財政補貼給予補償。但是，原來主管物價的政府部門，價格放開後就面臨權力縮減、部門撤並、甚至官員下崗的現實威脅。對於一輩子管物價的官員來説，他身上的專用人力資本一夜之間全報廢，他能接受嗎？用經濟辦法來補償“喪失權力的損失”嗎？出價低，不可能被接受；出價高，國家財政不堪負擔——等級制其實是非常昂貴的。聽任掌權者自己補償(貪污腐敗是也)？公眾不可能接受，而那樣“補償”的結果，一定是更捨不得放棄權力。那麼，可以不予補償就取消權力嗎？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於革命。

　　鄧小平多次講過“改革也是革命”。不過他面臨另一項約束。作為“權力過於集中”的派生物，中國的黨政骨幹系統發達，但其他社會軟組織發育不足，行政系統實際上負擔著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轉。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體制改革副産品——重新安排官員——的難度。另一個連帶的後果，就是國家權力體系一旦失穩，整個社會就容易動蕩。所以，推進“也是革命”的政治體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穩定”為邊界。於是人們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實質推進。一年以後的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綱領，但沒等到切實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後發生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即使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限于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並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競的事業。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無可更改的背書。如果用最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定會被寫入歷史。當然，偉大成就的成因是複合的，人們對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

　　有觀察家以為，“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競爭力的根本。對此我的問題是，改革前中國勞力和其他要素的價格更為低廉，為什麼那時候並沒有影響全球市場的“中國製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識擴展才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基礎。不過若問，為什麼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對知識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答案是，改革激發了中國人掌握知識的誘因，而開放則降低了中國人的學習成本。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制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

　　鄧小平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不過，他並沒有完成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在産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範方面，中國都有面臨大量未完成的議題。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後面，並面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就在科斯先生主辦的本次研討會舉行期間，全球金融動蕩和油價高企，正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前所為沒有的新考驗。受匯率、利率、資源價格和行政壟斷部門等重大改革滯後的拖累，中國經濟能不能順利應對這場新的挑戰，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未定之數。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聽到張五常的如下見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觀察，不容許我像他那樣的樂觀和肯定。不過，30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於中國的樂觀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