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蒲琳

　　對於歐債危機，網上有這樣一個較為通俗的解釋：一對兄弟搭夥過日子，大哥(核心國家)勤勞而富有，而小弟(外圍國家)過得懶散，但好在有大哥時常接濟，而且借助大哥的良好信譽，雖然賬越欠越多，但總算能週轉開來。不幸的是，突然一場嚴冬(金融危機)讓大家都受了災，債主們加緊收回資金，小弟長期欠債的惡果集中爆發，還連帶連累了給小弟擔保的大哥。

　　歐元危機無疑是當下困擾世界的頭號難題。回顧整個危機的過程，我們看到德法為維繫歐元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也正因為此，人們更對以希臘為代表的歐元區外圍國家的“懶惰”和“不知節制的消費”而感到憤慨，它們可能會創造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紀錄——首批因國民太懶而陷入經濟危機的國家。

　　有文章甚至直言不諱地評論：“德國養不起歐洲的懶惰！”

　　此外，更有歐洲金融界和新聞界的好事之徒發現，歐洲人中最“懶”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臘(Greece)與西班牙(Spain)，將這四國英文首字母接成一個詞，正好是“PIGS”(群豬)。與此同時，這四個國家同處南歐地中海沿岸，經濟發展緩慢，政府債務高企，現在更是深陷歐債危機之中。於是，這四個倒楣國家被戲稱為“笨豬四國”。

　　其實，歐債危機是歐洲多年積壓下來的老問題的集中發作。這些老問題包括：産業空心化、寅吃卯糧超前消費、過於優厚的社會福利政策、公眾閒適懶散的生活方式等等。

　　歐債下的生活仍然滋潤？

　　有這麼一個老掉牙的寓言，説的是一個富翁遇見一個捕魚的年輕漁夫正在曬太陽，於是問：“你怎麼不捕魚啊？”年輕的漁夫懶洋洋地反問富翁：“為什麼要捕魚？”富翁答：“因為捕魚可以賺錢啊！”漁夫又問：“那麼賺錢之後呢？”富翁答：“可以度假啊，可以躺在沙灘上曬太陽。”漁夫笑了：“那不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嗎？”

　　如果用這樣一個故事來詮釋普通希臘人的生活態度就再恰當不過了——輕鬆的工作，一杯愜意的咖啡，滿眼海天一色的美景。

　　不僅是希臘，南歐的其他兄弟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一直是嚮往陽光、沙灘和海浪的旅遊者的心儀之地，因為那裏陽光充足、空氣清新、氣候良好，人們自古以來不需要太勤奮的勞作便能生活得很“滋潤”。

　　即使是危機，也未曾真正改變過。

　　在雅典，當地人和遊客都是一副度假的模樣：沙灘鞋，短褲，T恤，抹胸裙和墨鏡幾乎是雅典常年的風景，而穿著也恰好反映著這裡最為日常的生活態度。沿著海岸線，有幾十家類似的高檔餐廳，都擁有海景、最為現代的設計和高昂的價碼。而週五晚上10點，正是雅典夜生活剛剛開始的時候，這些餐廳中一些靠著海邊的位子早早被預訂一空。

　　就連雅典的地鐵也配合著當地人的生活節奏。從週日到週四，地鐵運行到第二天淩晨00:20，但是每逢週五，地鐵會運行到週六的淩晨02:20。或許，這也是為了方便運送狂歡後的年輕人回家。

　　對於希臘人來説，週末，是鐵打不動應該休息的日子。所有的專賣店，即使是飯店也有的會在週日關門謝客。這一點算是沿襲了其他歐洲國家的傳統，例如瑞士。

　　而在被認為是決定2012年歐債危機走向最關鍵國家的意大利，人們在羅馬、米蘭、佛羅倫薩的街頭、餐廳、商店裏看到的意大利人，大都穿著合體，他們表情放鬆，走路速度並不快，很少見到為趕時間而跑著的人。

　　早晨，不少運動愛好者穿著專業的行頭在路邊騎車或做他們喜愛的運動。在米蘭的時尚服飾店內，排隊付款的人排起了長隊。晚上8點多，餐廳迎來客流高峰。幾乎所有餐廳都坐滿了人，人們高興地邊聊邊吃。

　　人們一度認為意大利僅靠旅遊消費就能讓當地人過上舒服日子。正因為如此，意大利人多少顯得有些懶散。在這裡，郵局營業時間是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2點半：銀行下午4點關門，但中午要休息近兩小時。

　　難怪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下臺前曾稱：“生活在意大利就是生活在一個繁榮國家裏，餐館爆滿，訂飛機票困難，預訂度假場所要等好幾個星期。在這裡不會感受到危機。”

　　超過了“媽媽的底線”

　　然而，這場危機卻讓持“意大利繁榮論”的貝盧斯科尼等歐洲“笨豬四國”的領導人相繼黯然下臺。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説，繁榮是有錢人大肆消費造成的表象，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困難。

　　那債務危機對普通歐洲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影響？

　　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述，歐債危機有多嚴重，可以“問問你媽媽。她可能告訴你還過得去，但這場危機顯然正越過‘媽媽的底線’”。

　　2011年聖誕節前夕，英國的媽媽們為全家出遊做準備。對她們而言，2012年的聖誕假期未到就多了一份擔憂：往年作為出行首選的易捷航空公司可能要漲價。這家以票價便宜、航班頻繁出名的廉價航空運營商正在制定應急預案，一旦歐元區“崩潰”，可能提升票價，以補償損失。

　　近20年來，歐洲曾經是象徵高社會福利的天堂。但這一年來，隨著一個接一個國家滑入危機泥淖，歐洲經濟遭受前所未見的重創。歐洲人也不復當年的淡定，危機感成為了常態，傳統優越感漸失，失落感日益沉重，這幾乎存在於歐洲的所有國家。

　　就以歐洲人的傳統節日聖誕節為例。美聯社稱，2011年聖誕周的愁雲慘霧籠罩了遭遇危機的整個歐洲南端，雅典和馬德里的聖誕節燈光也黯淡了下來，可見這些國家對前景多麼焦慮。

　　在葡萄牙首都裏斯本，市議會把過節預算由2010年的85萬歐元砍至15萬歐元，往年裝飾主幹道的綵燈今年卻看不到影子，一點沒有聖誕節氣氛。葡萄牙官員們不僅在聖誕節的裝飾問題上成為“吝嗇鬼”，還徵收一次性稅收，“扣留”人們聖誕節紅包的一半金額。

　　在失業率達21.5%的西班牙，馬德里市議會也削減了過節開支，將就著用往年用過的東西裝飾街道。在希臘首都雅典，市政府在聖誕節和新年的開支僅約20萬歐元。這僅僅是上屆政府在市中心一棵主聖誕樹上的花銷，那棵樹在騷亂中被付之一炬。

　　據調查，在聖誕節期間，愛爾蘭消費減少9.4%，葡萄牙降幅為7.8%，希臘總消費額暴跌近25%。意大利消費額下降18%，被稱為“進入新千年以來最悽慘的一個聖誕節”。而在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聖誕節沒有任何緊縮的跡象，德國的節日開銷據稱上升近5%。

　　而更加具有挫敗感的是，在歐洲衰落的大環境下，個人努力往往並不能改變太多，比如，即使拿到碩士學位也未必能輕鬆就業。

　　受到大洋彼岸“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鼓舞”，歐洲更是出現了“佔領歐洲央行”、“包圍倫敦證交所”等活動。

　　發生在去年8月的倫敦騷亂完全呈現這一代歐洲年輕人的絕望。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企業普遍以短期臨時工取代正式合同工，最需要社會保障的青年人的臨時工作沒有福利、沒有遣散費、沒有保障，薪水比父母在二戰之後領到的數額還少。

　　高失業率促成了“失落的一代”，捷克總統克勞斯在《一週》週刊上曾撰文説，由於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他擔心捷克以及整個歐洲面臨類似于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經歷過的“失去的十年”。

　　走上街頭的歐洲青年在一條標語中寫道：“我們並沒有和體製作對，是它在和我們作對。”

　　高福利是主因？

　　2000年，希臘正式加入歐元區。這個歐元區的邊緣國家，一方面受益於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和法國的信譽和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卻享受著與自身實力不符的低利率。低利率刺激了信貸和消費，由此促進經濟強勁增長。與此同時，該國居民享受著收入高、幹活少、福利好的美麗人生。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每只豬都會有被屠宰的一天”。美好的生活面紗下，是苦不堪言的現實——勞動成本不斷上升，生産效率逐漸下降，私人和政府債務直線飛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希臘陷入鉅額赤字與出口下滑的惡性循環。最終引發主權信用危機——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評級公司標普、穆迪和惠譽分別下調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敲響了第一個“歐豬國家”被屠宰的喪鐘。

　　在為歐盟各國扼腕長嘆的同時，我們必須冷靜思考：為什麼一向勤勞、勇敢、冒險、開拓的“基督山伯爵”如今墮落成“好吃懶做、坐吃山空”的紈绔子弟？為什麼一向重視科技、崇尚創新的“智慧女神”，如今“淪落”為“墨守成規”、“刻舟求劍”的“笨豬四國”？為什麼與美國同根、同源、同種、同價值觀的歐洲，沒有喬布斯，也沒有比爾蓋茨，甚至近幾十年來有關IT、電腦、互聯網的所有革命性的發明幾乎都與歐洲無關？

　　若要分析歐洲經濟大國頻遭“淪陷”的原因，得從歐洲的高福利制度説起。二戰後，飽經戰亂的歐洲各國紛紛開始了休養生息，利用高額稅收為全民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無論是結婚生子、醫療教育，還是退休養老，都在福利支持與政府補貼的範圍內。

　　以法國為例，該國的福利補貼多達400多種，孩子從母親受孕後的第五個月起，就一直可享受這些福利中的某些項目。讓人更不可思議的是：希臘、西班牙及意大利男性退休後所領取退休金，竟達到幾乎人均年收入的10倍以上！

　　建立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顯然有必要，這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但這種高福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慣壞”了歐洲人。很多歐洲人不願儲蓄、不愛就業、過度消費，把享樂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以至於休假、不加班都被他們當成不可侵犯的權利。

　　國民耽于享受高福利生活，本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在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增長放緩下，一些歐洲國家的財政收入難以支撐起這些優厚福利。口袋裏沒票子，卻又想維繫“好日子”，只好借債度日，寅吃卯糧。當借貸雪球越滾越大，赤字難堪重負時，債務危機便隨之而來。

　　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高福利不是政府想撤就能撤的，必然遭致民意強烈反彈，民眾的抗議示威也就在所難免。

　　如今，我們反思的目的是要為消除危機找出可行的辦法。不少專家指出，從當前的形勢看，單純的援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不改變歐元區的區域經濟結構，問題就會持續，所以德法要求外圍國家量入為出，緊縮財政開支是必要的。同時，從長遠看，關鍵的問題是要重塑歐元區的經濟結構，讓外圍國家重新找到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