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浩蕩兩千年》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櫃裏，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3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説，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寧馨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後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當我們以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説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于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于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説：“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説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裡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100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10萬人。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10世紀的宋代，GDP總量就佔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産量，棉紡織業的生産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在工商方面，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産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顏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産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300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33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倣，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説，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台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裏，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東漢班固就認為：“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于怎樣一些環境呢？”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的，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文明與文明的比較，可觸知的是文物，可閱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制度。

　　在《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兩部書中，我一再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的關係，在這部《浩蕩兩千年》中，我仍然沉浸在這一主題之中。我想，我確乎找到了一些前人未必明見的事實。

　　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出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歷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當我從眾多的正史、野史和地方誌記中將之一一挖掘出來的時候，其數量之眾多，面目之變形，命運之詭異，每每讓我充滿訝異，更多的時候是有點兒沮喪。

　　在沉浸于創作的那些晝晝夜夜，我的腦海中每每出現一個又一個身影模糊的工商業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商人，或企業家。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徬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齣連續上演了兩千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歷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最後的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把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家，與發生過的歷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出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