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社會科學院12月12日在京發佈《産業藍皮書：中國産業競爭力報告(2012)No.2》。藍皮書認為，中國正面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按照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即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往往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金融體系脆弱等各種徵兆頻現。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阿根廷等國，均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幾十年來，有的國家在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平衡術中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有的國家依然矛盾重重，苦不堪言。

　　本報記者深入幾個國家探訪、觀察，它們跌入“陷阱”或經濟飛躍的原因，是教訓，也是借鑒。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王帆、葉書宏、趙燕燕、林昊發自裏約熱內盧、聖地亞哥、吉隆坡

　　巴西：難以解決的貧富分化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平房才兩間屋子，加起來只有不到30平米，裏面卻住著祖孫4代8口人。到了晚上，地板上鋪上毯子能睡4個人，一張床上再睡4個人。”61歲的退休工人瑪麗亞羅德斯在鏡頭前，這樣介紹著自己位於裏約市中心唐納瑪塔貧民窟裏的家。

　　巴西環球電視臺上月播出的這條2分多鐘的新聞短片，令全國觀眾心酸不已。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但同一片藍天下，富人愈富窮人愈窮——多年來，這是巴西最大的苦惱，也是該國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的源頭。

　　瑪麗亞羅德斯家的四面墻體是用鐵皮圍起來的，頂棚其實就是幾塊大木板簡單拼接在一起。屋裏沒什麼電器，唯一的電線是為頭頂挂著的燈泡供電。女主人在屋裏採光最好的一扇窗邊打開櫥櫃，從一隻杯子裏拿出一支支牙刷。每拿一支，就説出其主人的名字：“這是納塔利婭的，這是德波拉的，這是琳達的，還有迪奧戈，這支是誰的來著……”

　　這其實是裏約熱內盧市內大大小小千余座貧民窟裏的尋常一景。

　　這座人口630萬的巴西第二大城市裏，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貧民窟，相當一部分家庭的居住面積不超過20平米。貧民窟裏能通水、通電、通煤氣，居民已心滿意足，體面的排污和垃圾處理設施在這裡簡直如癡人説夢。

　　從貧民窟所在的山坡上往下望，現代化的市中心就在眼前：摩登的公寓樓鱗次櫛比，一片繁榮與富足，白領上班族西裝筆挺出入于寫字樓間，他們的老闆開著奔馳和路虎馳騁于海邊風景如畫的大道上，享受著金錢帶來的快感。這就是裏約，這就是巴西。

　　家庭環境和社會階層不同，註定富人和窮人的孩子從生下來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兩個世界，雖然它都叫“巴西”。

　　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巴西，去年GDP總量超過2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在歐債危機此消彼長的影響下，今年有望躋身世界前6名。與此同時，世界銀行統計顯示，巴西在世界銀行標準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區間中，屬較高水平。

　　但這光鮮的背後是必須直面的殘酷現實：巴西2010年基尼系數為0.5304，雖然是自1960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最低值，但依然處於標誌著“收入差距懸殊”的0.5以上，而在中心城市之一的裏約熱內盧，基尼系數最近幾年有增無減。

　　巴西人口中十分之一的最富人群獲得了社會總收入的40%，而最貧困的十分之一人群收入僅佔總量的1.3%，經濟落後的東北部，將近一成的最弱勢人群甚至拿不到當地總收入的1%。“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個詞跟許多巴西人沒有半點關係。

　　貧富分化是拉美經濟和社會過去大半個世紀發展中，留下的顯著印記之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將拉美列為全球收入差距最大的州，而巴西則是典型代表。

　　這個國家雖然在過去幾年極力通過發展教育和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來減小社會內部的收入差距，但奈何底子實在太差，巴西政府也承認，要在基尼系數上和發達國家看齊，起碼還需要努力30年。

　　馬來西亞：雙塔下的陰影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對多數初到馬來西亞的遊客而言，從抵達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這個東南亞國家的現代化：現代風格卻又不失東南亞風情的吉隆坡國際機場，寬闊、順暢的機場高速，吉隆坡城中鱗次櫛比的豪華購物中心，當然，還有作為國家標誌之一的馬來西亞石油公司雙塔。

　　乍一看，馬來西亞比已經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鄰居”新加坡不遑多讓。不過，在現代化的寫字樓和購物中心不遠處，那些堆滿垃圾且破敗的小巷，很容易讓人看到這個國家社會公共服務短缺的另一面。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吉隆坡突降暴雨，城內一條小河涌出的河水漫開，城中多條主幹道受淹，交通陷於停滯。一家託兒所的數十名兒童和老師受困，最後被消防人員用小船救出。

　　隨後幾天內，類似情況數次重演，吉隆坡市政當局卻似乎完全無能為力。對於一個地處熱帶、每年有一半時間是雨季的國家而言，這種情況本不應發生。

　　不僅如此，吉隆坡以南的行政首都普特拉賈亞，宏偉的總理府、部委辦公樓和巨大人工湖旁邊，可以看到一些多年未能完工的“爛尾樓”。在第一批總理府工作人員遷入10年後，新聞、藝術、通訊和文化部等部委直至今年底才搬進新的辦公樓。

　　其實，自1957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是亞洲地區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1957年至2005年，馬來西亞經濟增速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到達頂峰。即使國家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遭受重創，馬來西亞也是較早走出危機的國家之一。1991年，時任總理馬哈蒂爾提出“2020年宏願”，即在2020年將馬來西亞建設為發達國家。

　　但是，在不少經濟學家看來，數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後，馬來西亞已經陷於“中等收入陷阱”，按時實現“宏願”並不容易。

　　本月初，“透明國際”公佈“2011年貪腐印象指數”，馬來西亞的排名從去年的56位跌至60位。馬來西亞總理署部長納茲裏阿卜杜勒阿齊茲承認，在反腐敗方面，“馬來西亞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獨立後的50多年時間裏，馬來西亞成功讓大部分曾處於絕對貧困的民眾脫貧，並從一個原材料出口國轉變為製造業出口國。但是，過去主要依靠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經濟增長，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民眾收入水平提高，馬來西亞與中國等其他一些國家相比在成本上失去優勢，對外資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同時，馬來西亞上世紀70年代出臺旨在扶助馬來人以及一些本土少數民族的“新經濟政策”，已經顯示出不利於市場競爭和創新的一面。

　　面對挑戰，馬來西亞政府2010年2月推出“新經濟模式”，力圖推進創新和社會各領域生産力發展。不過，經濟增長就像摩天大樓，能一定程度上掩蓋卻不能消除問題，“中等收入陷阱”的種種症狀，並不一定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消失，卻會是馬來西亞在成為發達國家道路上的阻礙。

　　智利：用“分享主義”緩解矛盾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沿著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向南約100多公里，大片葡萄種植園遍佈道路兩邊，別致的葡萄酒莊點綴其間，每年從這裡出口的高品質葡萄酒，為智利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而從聖地亞哥向北約100多公里，綿延上百公里的濯濯童山，在高科技農業魔術下變成高産果園，蘋果、鱷梨、櫻桃以其高品質已成為歐美超市的高端産品。

　　如今，智利的中央谷地不過是外向型經濟轉型的一個縮影。要知道30年前，這裡還是另一番景象：農民零散經營，入不敷出，多數還要去臨近的城市打工……

　　而現在這裡的多數農民擁有自己的農莊，在行業聯合會的幫助下，他們打造出了在全球都極具競爭力的農業出口生産基地。

　　不僅如此，智利南部海域的三文魚養殖業、中南部林區的林業和造紙業、北部沙漠地區的銅礦開採和冶煉業，都歸功於過去30年經濟轉型的努力，其結果都呈現出規模化、精細化、高品質。

　　智利之所以突破瓶頸，主要源於兩個核心因素。智利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格納西奧認為，一方面政府意識到國內市場狹小內需不足的劣勢，能夠發揮礦藏、農林漁業資源豐富的優勢；另一方面，智利的改革開放較早，與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同步，因此謀求自由市場經濟轉型、推動外向型經濟順應世界潮流。

　　眾所週知，拉美資源豐富且奉行開放主義的國家不少，但智利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嶄露頭角，關鍵在於智利的開放主義並非照搬教條的經濟政策，而是根據本國國情與世界經濟環境變化，積極調整貿易、貨幣與財政政策，避免多數拉美國家“進一步退兩步”的惡性循環。

　　事實上，疾風驟雨的經濟改革也累積了不小的社會矛盾：貧富分化加劇，就業壓力增加，社會各階層嚴重對立等。如果解決不好，智利將會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20年前文人政府上臺執政，著手治療“社會病”。智利開始追求兼顧公平的經濟增長，這種分享主義體現在智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特別是養老金保險制度改革。

　　在智利，養老金由私人機構組成的養老金管理公司(AFP)運營。AFP被法律嚴格限制為只能從事于社會保險業務有關的活動，即徵收養老保險費，將保險費存入個人賬戶，並用保費按法律授權的方式投資，將投資所得按法定的要求作為保險福利提供給投資者。投保人能夠自由選擇管理公司，這就迫使管理公司之間互相競爭，壓低管理成本，減少佣金比率，同時在投資時爭取更好的投資回報，一邊吸引和保住更多參加者。

　　養老金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資金，將公共開支向最貧困階層傾斜。這種社會保障體系使該國經濟和社會走向雙重的良性循環。

　　在這場通過有效的經濟戰略和平衡的社會政策，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魔咒的戰役中，智利依賴於超前的制度設計和政府嚴格的自律精神最終勝出。

　　很多拉美國家因為政府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約束，成為貪污腐敗的重災區。然而，自1995年“透明國際”發佈有關貪腐印象指數的“全球清廉排行榜”以來，智利是拉美地區唯一進入前20位的國家。

　　據預測，智利人均GDP2011年將超過1.2萬美元，成為率先邁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經濟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