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梁思成手繪的北京城墻和城門樓改造圖稿

　　作者：陸其國 文/供圖

　　關於梁思成，可寫的內容有一籮筐，他所著的《中國建築史》一書的問世過程，就足以寫一本書。這部著作是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梁思成與他領導的古建築研究民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在四川李莊一處普通農舍(“中國營造學社”舊址)中忍饑挨餓，他自己更是抱病6年，堅持從事學術研究而完成的中國第一部建築史稿。

　　在《中國建築史》一書中，有兩幅梁思成親自手繪的圖稿，引起了筆者的興趣。這兩幅手繪圖稿分別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寶殿的橫斷面”(以下簡稱“佛光寺繪圖”)和“北京城墻和城門樓改造建築圖”(以下簡稱“北京城墻繪圖”)。從這兩幅手繪圖稿中，筆者解讀出梁先生的檔案意識以及凝于其中的思考。

　　“佛光寺繪圖”繪製于1937年初夏。當時梁思成與妻子林徽因等一行4人先乘火車到山西太原，然後坐汽車開了128公里，半道又轉騎騾子，在荒涼險峻的山道上一路顛簸，最後到達五台山。在這裡，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座唐代的偉大建築——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寶殿，後來梁思成繪製了佛光寺手稿圖。“北京城墻繪圖”則繪製于北京解放後不久，在這份圖稿背後，有著梁思成為剛成立的新中國辛苦奔波、竭力呼籲保護老北京城的故事。

　　梁思成的這兩幅手繪圖稿，於今而言，無疑當屬珍貴檔案。而説起梁思成的檔案意識，可在其所著《中國建築史》一書的《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代序)一文中領略一斑：“以測量繪圖攝影各法將各種典型實物作有系統秩序的紀錄是必須速做的。因為古物的命運在危險中，調查同破壞力量正好像在競賽。多多采訪實例，一方面可以作學術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會保護。”儘管梁思成在這裡沒有提及檔案一詞，但在這段文字中，分明折射出他已意識到對搶救、保護古物的緊迫性，因此呼籲應抓緊為其建檔的用心，而他的這兩幅手繪圖稿，正是他為此身體力行的有力寫照。梁思成的躬身實踐同樣有口皆碑。他在《建築師是怎樣工作的？》一文中説道：“設計首先是用草圖的形式將設計方案表達出來。如同繪畫的創作一樣，設計人必須‘意在筆先’。但是這個‘意’不像畫家的‘意’那樣只是一種意境和構圖的構思，(對不起，畫家同志們，我有點簡單化了！)而需要有充分的具體資料和科學根據。他必須先做大量的調查研究，而且還要‘體驗生活’。所謂‘生活’，主要的固然是人的生活，但在一些生産性建築的設計中，他還需要‘體驗’一些高爐、車床、機器……等等的‘生活’。”這樣的設計稿，無疑即是為日後留存的檔案。所以在形成檔案的過程中，梁思成強調首先就是“要有充分的具體資料和科學根據”，以及必須“先做大量的調查研究”。在進入具體“設計”時，還得深入“體驗”，必須經歷“生活”。以梁思成繪製“佛光寺繪圖”來説，當年他在考查佛光寺的過程中，就曾手持手電筒，爬進積有幾寸厚塵土的古殿天花板黑暗空間內，忍受著成百上千蝙蝠和臭蟲的騷擾，以及它們身上散發出的難聞氣味，認真地察看、丈量、照相，整整工作了一星期，才完成了對整個建築的詳盡記錄，從而留下了一卷完整的檔案，而“佛光寺繪圖”只是這卷檔案中的一小部分。

　　説起“北京城墻繪圖”，筆者想到的不僅僅是梁思成具有先見之明的檔案意識，從中感受更多的是他的一種“悲壯情懷”。在梁思成當年手繪的“北京城墻繪圖”中可以看到，北京城墻和城門樓井然有序，站在北京城墻和門樓上面，可俯瞰城郊、遠眺風景；城墻下面有開闊的空間和護城河，憑藉四週的地理優勢，可建成全長達39.75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當時在梁思成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期間，他還對北京城市規劃積極建言獻策，其要旨為如下五條：一、北京應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二、限制城區工業的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三、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築城墻城樓；四、限制舊城內新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層；五、在城西建設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最終這5項建議只被採納了一條，即保留紫禁城，這令梁思成十分沮喪。在他看來，要留存古都北京的城市魅力，僅有紫禁城是遠遠不夠的。

　　令人惋惜遺憾的是，在當時梁思成的聲音實在太微弱了，眼看著古都北京一座座堅實的大城墻和城門樓被轟轟烈烈地拆除，他的妻子林徽因曾丟下一句狠話：“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們後悔了，想再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在今天看來，這位才女的預言竟成現實。筆者從“北京城墻繪圖”中讀出梁思成的“悲壯情懷”，蓋緣於此。

　　梁思成先生於1972年1月9日永遠地離開了世人，謹以此文紀念梁先生逝世4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