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記者/賀莉丹

　　2010年11月20日下午3點半，當今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龍應臺應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和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共同邀請，在港大——復旦IMBA項目上發表演講。當天演講的主題是“文學有用嗎”，龍應臺一襲白色襯衣搭配黑色長褲，聲音溫柔，淡定從容。

　　生於台灣，學成于美國，嫁給德國人，曾做過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在香港大學做教授的龍應臺，在歐洲、大陸、台灣三個文化圈中皆有巨大影響力。這樣一位女性，堪稱傳奇。

　　“不管是讀醫、讀商，不管是從事任何一個行業，選擇任何一種職業，都離開不對於人性的最深刻的認識，這樣才可能讓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好，也才知道自己存在的位置。文學用美，用想象，用文字的魔幻的撞擊力，最能夠使我們在平庸、忙碌、無暇思索的生活之中搶下一個慎思明辨的空間。我覺得，更準確地説，文學是一個最能幫助我們得到在夜深人靜時跟自己的靈魂素面相對的能力，你有沒有能力在每天的奔忙之中保持這個能量？很多人做不到，但是，透過文學，有可能！”在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中，龍應臺如此詮釋文學對於心靈的強大指引力。

　　“《目送》是我最殘酷的書”

　　“您25歲的時候所認識到的文學對人生的作用跟現在所認識的相比，有什麼樣的差異和轉變？是什麼導致了這個轉變？”一位女學生向龍應臺發問。

　　“我25歲的時候，就只是在讀文學，我沒有去思考文學能為我做什麼。今天講文學能夠有什麼用，是我走了很多路之後回頭去想：我前面的路是怎麼回事？25歲的時候，我不會去想，一頭鑽進去就是了”，龍應臺答。

　　1983年，在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後，龍應臺回到台灣執教。1984年，她在《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欄，吶喊“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猛烈抨擊國民黨威權統治，倡導公民意識，開始颳起席捲台灣全島的“龍卷風”。次年結集出版的《野火集》，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本在不到1個月內再版24次的書，創下了台灣出版界的紀錄，從那時開始，龍應臺成為台灣家喻戶曉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有人將她比作“女魯迅”。

　　而龍應臺2009年的新著《目送》，不再似《野火集》那樣金剛怒目，而是一種柔中帶剛、直抵肺腑的震撼力，悠長亙久。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朋友的牽掛、兄弟的攜手……龍應臺説，有些路只能一個人走，有些坎只能一個人過。

　　這種溫情脈脈，延續了龍應臺在《孩子你慢慢來》中的風格，安安與飛飛的故事，讓人看到了身為母親的龍應臺與生命的本質和起點素面相對的狀態，曾在歐洲度過相夫教子13年光陰的龍應臺，筆底有深情萬丈。而《親愛的安德烈》中《給河馬刷牙》，一度成為大陸最為風靡的文章。但讀者的疑問是：從過去的寫大是大非的文章轉到現在寫像《目送》這類溫馨的兒女情長，龍應臺文風轉變了嗎？這是緣于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抑或是對於當下的某種妥協？

　　但龍應臺的回答是清晰的。“第一，大陸讀者比較熟悉的是當年的《野火集》，是一把野火、慷慨激昂的文章，可是大陸讀者不知道《孩子你慢慢來》是跟《野火集》是同時的作品，它是溫柔如水的，可跟金戈鐵馬、怒目相視的文章是同時的。人的情感是有多面的，負責任的對象也是不同的，而不見得是一個風格的改變。另外是一個根本觀念的問題，台灣有一個很有名而且批判性非常強的導演，叫做王小棣，他曾經對《目送》説過一個評論，他説出這個評論的時候，我心裏嚇一跳，在任何公共場合我是不談論這本書的，因為我覺得它不可談，但是這個導演評論，‘《目送》是應臺寫過的最殘酷的一本書’，我覺得他完全説對了！”

　　在龍應臺看來，台灣導演王小棣認為，以殘酷而言，以刀光劍影而言，以最深切的面對而言，《目送》遠遠超過《野火集》，是因為立足點的不同，二者並不矛盾，“在某一個立足點，你會説，只有《野火集》這樣的文章才是對社會有撞擊的、才是有影響力的，因為它是面對一個全身生了病了、各種病症都發作出來的社會所寫的，你會覺得它痛快，你從這個角度看，你覺得所謂‘有用的’就是這種東西。而凡是進入人性的幽微的、黑跟白之間有數不清的灰色層次的東西，有一些讀者就會覺得看不懂或者覺得這個不重要”，“看你是面對眼前的社會還是面對生命的本質，這是兩個不同的價值觀”。

　　思辨的能力

　　七十年前，湖南衡山，一個16歲的少年，離開山溝溝裏的家鄉。那天下午，“愛己”(湖南話，指他的母親)要他挑著兩個籮筐到市場賣菜。市場裏剛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走了。這個名叫龍槐生的少年兵，後來帶領著一支國軍憲兵隊，駐守天河機場，再後來，他隨著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了台灣。

　　那個時代，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因為人生中一個小小的偶然的抉擇而改變，。這個從大陸來的少年兵，在那個時代，成為200萬的台灣“外省人”之一，後來，槐生和來自浙江淳安的妻子應美君，在台灣生下了他們的女兒，名叫“應臺”。七十年的歲月如江水漂月，槐生唱了一輩子的《四郎探母》。在台灣南部的漁村長大的龍應臺，一個祖籍湖南的台灣“外省人”，她的個人與家族，就處在這樣一部大江大海的歷史之中。在2009年，龍應臺的另一本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融合了《野火集》與《目送》的張力與內斂，氣勢如火山噴薄，將一個時代與人性中的創傷與慘烈，赤裸裸地暴露於世人。槐生和美君這樣一個個淌過時代河流的卒子的故事，在龍應臺筆下，震撼了無數人。

　　在這本著作中，龍應臺選擇的是“庶民”視覺，如她所言，她將筆墨鎖住的並非“一將功成”，而是“萬骨枯”。寫作一開始，她關注的是1949年前後流離來到台灣的那200萬“外省人”，但是，後來她發現她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原來已經存在的被日本殖民數十年的600萬“本省人”，所知更少，他們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勢無聲，因此她也進入到台灣“本省人”的故事，因為，在她眼中，“所有創痛都應該被溫柔治療”。

　　文學怎麼呈現？從文學去看，小小的個人處於什麼狀態？龍應臺以她在這本書中訪問的台灣知名詩人管管為例説明。“管管你不要哭”，曾經讓許多人潸然淚下。

　　“管管今年80歲，他是山東青島人，在19歲離家以後，一輩子沒有再見過他的父母親，他是一個非常貧窮的農家子弟”，龍應臺介紹，到1949年6月，國民黨已經潰不成軍，在山東那一塊只剩下青島、海上列島等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所以從1949年6月，國民黨10萬人開始秘密撤軍，而當年19歲的管管被國民黨抓兵到台灣，正是發生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之下。

　　她想要説明的是，“你可以有一種主流敘述描繪戰爭的偉大或光榮的勝利，但是，你通過文學可以看到，那個大的樹林裏的一棵樹、一棵樹裏的一片葉子是怎麼回事，一片葉子可以從正面看、反面看、上面看、下面看，從陽光照著的時候以及下雨的時候看……從各種不同的細微的角度去看，只有文學做得到”。

　　並且，在龍應臺看來，文學可以幫助我們對於自己存在的處境有更深刻的認識，“如果説文學使得你有一種力量，你用一種俯視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存處境，你就會清楚你的處境跟你的時代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這時候你如果深入文學，可能會有更多不同的收穫跟發現”。

　　她舉了德國的浪漫抒情詩人海涅的例子。早在1821年，海涅就如預言家般説過，“今天你會焚書，明天你就會焚人”，他當時就認為德國這種強烈、狂熱的愛國主義有排外的基礎。而納粹在柏林的大焚書發生在1933年，後來開始的大焚人就在幾年之後。“海涅為什麼會預言呢？並不因為他是多麼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而是他有一顆文學深刻的心靈，文學最深的本質就是它用文字的魅力促使你思、去辨。當你有這種最深刻的思跟辨的能力的時候，你才可能去透視歷史”，龍應臺總結。

　　一些學生期望龍應臺能夠為他們解答學科知識與人文精神核心之間銜接的困惑。一個商學院的女學生問道：每一個學科應該都它的精神，比如，“醫者父母心”是每個醫學院的新生甫進校就被灌輸的精神理念，法學院的學生在入學時會被灌輸一個維護“正義”的理念，而這些學科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什麼？

　　“我如果是醫學系的老師，我根本不會説出(醫者父母心)這個話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天天看著200個病人，你怎麼對病人如父母呢？我反而會説，還是回到人文之本，你如果對於人性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你面對你的病人時，會有不同的拿捏。尤其是法律系的學生，他將來會做法官，會定人的生死；他會做律師，去從事所謂的正義。但是我如果是法律系的老師，我絕對不敢教我的學生説，把正義當作最核心的東西，為什麼呢？有多少假的正義？有多少偽裝的正義？有多少正義跟不正義之間的那麼多的灰色、不知道它是正義或者不正義？有多少的正義跟不正義之間的對峙，其實是兩種不正義？在黑跟白之間有那麼多的灰色！所以，如果是法律系的學生，你教他是為了正義，那正義不變成很可怕的東西嗎？我反而對於法律系學生説，你如何去避免所謂絕對主義，你如何去看到黑跟白之間的灰色，那是一個最重大的核心的學習……核心的東西是，不管你是哪個學院的，都是一樣的，你有了思跟辨(的能力)之後，你自己會決定在你的領域裏，如何拿捏你的判斷以及你自己的安身立命，不會在夜深人靜時有不敢看自己靈魂的一刻”，龍應臺説。

　　挑戰自我

　　身為作家，在面對跟自己不同觀點的時候，會做出怎樣的調整？“不必説我自己，應該説，不管是文學家、政治的領導人或者是一個CEO，當你碰到跟你意見不同的人時，你是如何自處的？每一個人不一樣。魯迅跟胡適之，他們在面對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時候，完全不一樣。我自己説了不算數，因為我自己會説，我用最開闊的心靈，最能夠接受不同的意見……你如果去看《野火集》的話，25年前《野火集》在台灣寫出來的時候，它是一個離經叛道的東西，想要打擊一個作者，不只是政府或黨派，還有很多相信政府跟黨派的學者跟作家，這本書我當時處理方式是，把所有贊成我的跟攻擊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放在一個本子裏，希望讓讀者自己去做是非的判斷”，龍應臺説，“對於一個思考和寫作的人，最大的挑戰是，你是否永遠保持著挑戰自己的能力，這是一個最難的事情，這是經常要提醒的。但是我自己是否做得很成功？我不敢説”。

　　香港大學在復旦大學委培的一個女生問出了一個頗具時代特色的問題，這個從小看金庸的小説長大的香港女孩，被郭靖那種為國為民的精神感動，可讓她很矛盾的是，理想可能被現實捆綁，“中國社會體制不像西方社會體制那樣有很完美的保障制度，在中國，你活下來不可能單純作為個體去為了你的理想奉獻，你做很多事情時，要顧慮到你的家庭……”

　　龍應臺的回答是，“你仔細地去檢驗一下你用‘西方’這兩個字時，到底包含的是什麼概念？你會發現，問題很多。譬如，美國確實是在民主體制上走在非常前面，可是同時你會看到，就一個‘911’，還有一個伊拉克戰爭，就把它已經很成熟的體制裏非常多的脆弱跟問題以及它使用國家暴力的可能性都暴露了，這個西方運行得非常好的制度問題也很多。你再看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他也有非常多的問題。所以它這個民主體制是一個要不斷檢驗的體制，在不斷地變化中，要檢驗它的很多細微之處。你如果講為國家為民族犧牲，我就會覺得，且慢，你先把書讀得透一點，想好要為之去犧牲的那些民族、國家、主義的概念，你先去搞清楚那是個什麼東東，是誰在教你這些東西，你先懷疑一下，再決定要不要去犧牲”。

　　現在大家在談中國崛起的時候，龍應臺比較願意聽到中國的文明崛起，她對此抱以期待和希望，“唯一能夠維繫我中國夢的是以文明作為核心基礎的”，“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我們不能把期待放在政治人物身上，勢必到最終，這個期待是要放在每一個個人身上。我從來不認為，你所有的指控的手指可以很容易地對著掌權者，因為掌權者權力的來源其實是每一個個人。在這種層面來説，當然我非常期待台灣跟香港在不同於中國大陸過去60年的經驗之中所累積出來的不同的能量、不同的風氣和不同的心態，跟原來其實傳統非常厚重的中國大陸之間，彼此學習、彼此互通、彼此在文明領域中共同成長——這是我們最希望見到的”。

　　正如她那篇廣為傳誦的《不相信》一樣，龍應臺“永遠是那個站在邊緣看主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