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

　　第壹佰伍拾壹期

　　這位試圖復興香港電影的導演就是杜琪峰，他本人也許並不會喜歡這個標題，就如同他從來不會將金像獎這樣重量級的大獎獎盃放在自己家中一樣。因為在杜琪峰看來，很多榮譽絕非一己之功，而屬於整個團隊，甚至他會因為“今晚電影還要開工”，而不去自己的兩部影片獲獎的金像獎現場。

　　但是，香港電影扶植新人的復興計劃，香港導演中除他之外，再無他人。杜琪峰常和太太説：“我們無兒無女，將來這些怎麼辦？我願意把這些資源和能量都給香港的電影，去扶持這些年輕人。”

　　“我只會拍電影，香港電影給我那麼多，我應該回報給它一些東西，在我之後需要其他人繼續堅持香港電影。”

　　2011年12月18日晚，張艾嘉、張家輝、高圓圓、古天樂等明星悉數出現在香港會展中心，這樣強大的明星陣容既不是為了哪部大製作電影宣傳，也不是因為有娛樂活動，而是因為一群“香港35歲以下的電影人”的電影節日———“鮮浪潮2011———國際短片節”，這些香港35歲以下的電影人很多甚至還只是學生，更不要説名氣和地位，就像杜琪峰自己提到的，他們還是“小朋友”，但他們卻是杜琪峰極為看重的小朋友。

　　當晚，整個閉幕儀式做得非常專業，身為計劃發起人的杜琪峰全程都像是一位正在參加兒女頒獎禮的父親：當年輕的領獎人在臺上或流淚或歡呼，他都最先舉起雙手&&鼓掌；張艾嘉、高圓圓、葉月瑜這些評審或者嘉賓上臺時他都起身陪同，言辭間滿是感激；播放得獎作品時，他雙手交叉相抱，下巴高高抬起，看得極為仔細……

　　曾經讓香港榮耀的香港電影早已沒有往昔的風采，多少本土導演編劇惋惜之餘轉身投入內地市場的懷抱，而杜琪峰卻沒有立即這樣做，他在不同的場合都告訴別人“香港電影不會死”。就像香港藝評人林沛理形容的那樣：“杜是香港電影最後的碩果僅存。”

　　可是到2003年非典時期，香港電影幾乎也到了“最糟的時期”，“我忽然醒悟到，杜琪峰到底為香港電影做過什麼”？捫心自問後，杜琪峰去競選並成為香港藝術發展局電影組別的主席，並從2005年開始發起了針對35歲以下的香港電影人的“鮮浪潮計劃”。

　　“我只會拍電影，香港電影給我那麼多，我應該回報它一些東西。”杜琪峰略微放鬆地依靠在椅背上，因為喝酒的緣故滿面紅光，一直留到頒獎禮之後的慶功會最後一刻，將每一位到場的嘉賓評審一一送走。他感慨，鮮浪潮走過的六個年頭，參加者的態度和第一屆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最開始感覺都是拍電影玩玩，而現在非常認真，他們在乎這個平臺”。自從第一屆鮮浪潮之後，得獎作品曾揚威十多個國際電影活動，部分還獲得公開發行。

　　“我絕不會指導或者評審作品，這些都有導師和評審來做，鮮浪潮就是要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平臺。”

　　不得不説，“鮮浪潮”的確有一股浪漫意義在，那就是在香港，任你是誰，只要你35歲以下，只要你真心想拍電影，這裡就給你機會，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導演。據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市場高級經理蕭恒介紹，自從2005年開始，上一屆鮮浪潮結束時，下一屆的甄選活動就正式開始，想拍電影的人，需要提交自己的一份作品，任何形式的短片以及一份將要拍攝的作品的計劃書，之後評審也會面試得到錄取的競賽者最終確定參賽名單，這樣每一位入選者都會得到4萬港元的製作費用和一位“貼身導師”。

　　獲得本屆最佳劇本獎的梁潔倫學習電影三年來第一次有機會拍電影。這一次總算讓他弄明白拍電影到底是什麼。

　　開始寫劇本時，梁潔倫還自我感覺良好，認為細節到位而且還有弗洛伊德“夢的解析”手法在其中，但是他將劇本給導師看時，導師便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的細節太平淡，弗洛伊德令人費解而且多餘。“如果沒有導師，今天的獎一定拿不到。”梁潔倫靦腆地笑了。

　　雖然專業是電影，但大學二年級的梁潔倫此前學習的只是電影歷史或評論，“我知道現場需要燈光，但是租來設備卻不知道怎麼用，還好網上有教學視頻”。

　　“笨拙”的梁導演在面對香港著名的老演員谷峰時也緊張得要命：“他是主角，但我卻不知道怎麼和演員交流，最後終於想開了，只要能拍攝出我要的效果，用什麼樣的溝通方式都行。”

　　“拍完電影后，我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電影。”這個有點木訥、沉默寡言的男孩難得地笑了一次。

　　香港演藝學院院長舒琪是本屆鮮浪潮的一位導師。“導師和參賽者都不一定有很多時間交流，但因為導師都是曾經或者正在電影行業內做的人，可以提供很多經驗給年輕人。”舒琪回憶一次和自己本屆的輔導學生北京女孩李苗討論劇本時，發現很多情節設置由於李苗的經驗不足而欠缺操作性，“她選擇茶餐廳本認為更有香港味道和方便拍攝，但是香港茶餐廳可以借出來拍片的時間很短，而拍片一天的費用都很高，預算肯定不夠，有可能因為這個細節導致電影拍不出來”。

　　在導師方面，杜琪峰可謂用盡“友情牌”，請了一幫好友、徒弟協助擔任導師，全部是義務性質，包括陳木勝、林超賢、遊乃海、邱禮濤、麥兆輝以及陳慶嘉等等。

　　“的確，有時候年輕人拍電影面臨的困難不只是錢，人脈和經驗也許是更大的障礙。”擔任評審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葉月瑜，她認為鮮浪潮作為一個平臺，給了很多人展示機會的同時也讓他們可以真正接觸電影圈的人，這樣的經驗更加寶貴。

　　葉月瑜和內地導演寧浩以及紐約電影節節目總監RichardPena共同擔任評審。“也許因為大家都是有經驗的評審，沒有給我們太多條框，每一部作品我們都是從1到10給分數，我反復將全部影片看了兩遍，以保證不會因為順序有失偏頗，三人的評點合計後就是結果，非常簡單但是公平。”葉月瑜説。

　　為什麼電影一定要看得懂？不需要，我們不給題材上的限制，電影是發自內心的情感，怎麼能夠去限制主題呢？

　　本屆鮮浪潮的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題材，有將香港政治遊行和愛情故事結合起來的，有微觀一個賣小吃的香港人生活的，有描述童年夢魘的，也有討論世界末日的，而這樣的五花八門正是杜琪峰想要的。“電影是發自內心的情感，怎麼能夠限制主題呢？”他反問，“只有拍出他們內心最想拍的，看看他們真正的才華，之後才可能在這個行業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Pako拍攝的就是一個賣小吃的人的生活。“我生在石硤尾，對這裡感情最深，一直就想拍攝一部本地生活的電影。”Pako拍攝的《天橋上的人》講述的小吃攤主其實就是香港基層人的一個投射，他們身處基層、力量薄弱，但是肯為一樣東西堅持。“拍這個電影也改變了我，讓我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坦白地去面對自己。”

　　李苗的電影則最後描述了一對在香港政治遊行裏相愛的男女的故事，“看上去是政治的題材，其實還是兩人之間的愛情關係，我來自北京，卻很喜歡香港，我想用我的視角去記錄下香港的這些點滴”。

　　梁潔倫則探討了父子、爺孫之間的親情故事，他在拿獎時淚流滿面，“雖然這個故事並非發生在我身上，但也投射了我和奶奶之間的感情，影片裏的爺爺催小孫子多吃點菜的話，我奶奶在世時也常常對我説”。

　　最終奪得大獎的《朝生暮死》從談論世界末日切入，從香港的政治一路談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呼籲“不能再冷漠下去，社會要變得更好才行”。

　　作為鮮浪潮的顧問，舒琪為有這麼多年輕的電影人關注社會議題感到欣慰：“電影本身也應該有記錄城市的功能。但現在的香港都是商業電影，它很少涉及到城市記錄，鮮浪潮裏的作品卻都是珍貴的記錄，他們拍攝自己身邊熟悉的事情，也許深度和製作未必成熟，卻是獨一無二的資料。”

　　“女朋友不喜歡不是理由，父母反對也不是理由，壓力太大也不是理由，真正愛電影的人沒有那麼多理由，只會去做。”

　　在頒獎禮上，頒獎嘉賓張艾嘉説：“拍電影就只能夠用心拍，專心拍，堅持下來，沒有幸運這樣的事情，只有努力。”杜琪峰當時鼓掌最為賣力，因為這也正是他所堅持的信念。

　　“有人會説，我女朋友不喜歡我拍電影，我父母反對我拍電影，這都是藉口，真心愛電影的人沒有藉口，拍電影是件很苦的事，你要是喜歡就會堅持。”杜琪峰颺颺手，高聲説。

　　2010年最佳攝影的得主黃偉傑就是這樣一位堅持的“苦行僧”。黃偉傑自小就喜歡電影，“那時候都是看星球大戰，好佩服他們做的特效，一直就想自己也能夠拍電影”。黃偉傑後來因為成績和學校的原因，選擇了電視新聞專業，但在這個過程中“發現自己還是最愛電影”。於是，他萌生了出國去讀電影專業的想法。

　　“幾年前到英國讀電影一年至少要30萬港元。”黃偉傑咋舌道，這對家境不是很好的他來説也算是個天文數字，“可是我就是想讀電影。”於是這個香港男孩就玩命工作，那時香港電視記者的收入很低，而黃偉傑竟然一年攢了15萬港元，可知他的生活有多節省，他的教授也積極為他奔走，又籌到了10萬多的獎學金“最後我終於讀到了電影”。

　　到了英國的黃偉傑，生活依然拮據，“我會去超市買一週的食物，大概20英磅，差不多是其他同學一兩頓的餐費”。但他省下錢去看電影，由於英國電影院不限制出場，他精打細算地最多可以用5磅的錢看3場電影，“上午11點，下午2點、5點，非常划算。”

　　參加鮮浪潮之前，黃偉傑曾因一個短片小小揚名，而這部名叫《變臉》的短片竟然是“零成本”。“那時候確實沒有錢，但沒有錢也可以想辦法。”攝製組只有兩人，黃偉傑一人就兼了演員、導演和攝像，這個7分鐘的短片在日本、新加坡頻頻獲獎，甚至還賣給了法國的一家有線電視臺，黃偉傑把大部分的錢存了起來“留著以後拍電影”。

　　“如果沒有鮮浪潮，我大概還停留在那個水平。”黃偉傑説。在導師陳慶嘉的幫助下，黃偉傑將劇本修改多次，但連陳慶嘉也認為這個劇本“不能拍出來”，因為實在有太多“大場面”，“有跳樓、車禍和很多特效，所以那4萬塊開拍前就花完了。”

　　但黃偉傑還是把它拍了出來，而且得獎，這個講述攝影記者職業道德的電影所花費的數目黃偉傑不願多説，“我沒太考慮錢的問題，這個劇本是我寫了很久一直想拍的，花多少功夫我都要拍出來”。

　　對於未來，黃偉傑很堅定：“做電影，不做導演也可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運氣做導演，場記、攝像我都願意做，只有想不想做，沒有做不做得到。”

　　“其實國外很多短片導演都背負債務。”舒琪感慨，但他們依然願意去做。“如果你覺得沒有錢，在一年之內拍不了二十分鐘的短片，你可以試試一年拍2分鐘的，一年內太忙太窮拍不了，那就兩年內拍，關鍵是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最近，黃偉傑得到了一個拍攝正式的長片的機會，他很珍惜，“不過現在這個計劃還是個秘密”。他的臉上洋溢出掩蓋不住的快樂。

　　我在做第一屆鮮浪潮時就告訴自己，這個至少要做十年才有起色，我願意用我所有的資源和力量去繼續做這件事。”

　　“我驚訝于鮮浪潮的水準，很多不是電影行業的人卻可以做得這麼有專業水準。”在頒獎禮上評審葉月瑜説，她強調自己完全沒有恭維之意，而是實實在在被參賽作品震撼到了，“他們只有4萬塊錢，也沒有太多人脈資源，但他們的出品與那些有資金有網絡的行業內電影沒有分別。”這句話讓杜琪峰何等安慰，從第一屆採用“授課式”不成功到現在已經有學生憑藉獲獎作品贏得金馬獎，一切在按照他當時的想法進行：這是個過程，慢慢做始終會有成效。

　　“我在做第一屆鮮浪潮時就告訴自己，這個至少要做十年才有起色，之後慢慢推他們出去，讓他們去拍攝長片。”杜琪峰説。

　　對年輕人，鮮浪潮也許僅僅是個開始，他們也有各自的打算，如黃偉傑立志無論如何都要在電影圈工作的人有，但更多的人持觀望態度，或者中間路線。

　　黃進拍攝的《3月6日》得到了很多好評，這是個發生在一家飯堂裏的故事，六個演員面對面坐著，演出了一場“警察和示威者錄口供”的戲碼，沒有太多背景，沒有太多動作，就是靠語言、眼神、鏡頭的推進和故事節奏來表達衝突，這對一個剛剛畢業的電影人來説實屬不易。

　　“對我來講，香港是我長大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想做更多關於香港的地區性的電影，但現在香港社會的大製作電影都不會用這樣的題材。”黃進分析得很清楚，他説自己雖然對名利沒有那麼熱衷，但拍攝自己想要的電影卻需要成本。

　　“所以我不介意拍攝商業的東西或者去內地拍電影，不一定全部精力都用來做獨立電影，通過商業電影也可以多賺些錢，這樣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東西，畢竟香港本質是市場在主導。”

　　“有熱愛電影的年輕人就是一種希望，政府和社會應該全面支持，不該只是一兩個人的事。”葉月瑜指出，香港目前缺乏公共電視臺，而在國外，短片有各自的銷路，電影院和公共電視臺會購買，但是香港並沒有這樣的平臺，這始終無法培養商業電影之外的電影形式，年輕人也沒有學習和發展的渠道。

　　葉月瑜還認為政府應該多多為學生和年輕人提供無需償還的電影基金，“可以不用給很多，但是不要讓他們背上債務，這不是一種好的鼓勵方式”。

　　舒琪則直言，年輕人應該努力開拓“自己的電影行業”，“現在香港的電影行業已然崩潰，他們就算進入行業後又能如何，這個行業根本不稀罕這些年輕人，行業在乎的是市場和錢，儘管艱難，我鼓勵年輕人要有開拓自己事業的心，走出這個循環”。

　　“我明白杜導演為什麼要把頒獎禮做得這樣隆重，因為這樣可以樹立品牌，吸引更多關注，把這個活動繼續做下去。”舒琪説。

　　“我常和太太説，我們無兒無女，將來這些怎麼辦？我願意把這些資源和能量都給香港的電影，去扶持這些年輕人。”杜琪峰眼神清澈而真摯，語氣平靜地説。

　　(【新浪尚文-文化藝術】欄目歡迎相關機構合作邀請，詳詢010-8224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