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又被將了一軍，關鍵是誰能不被將死，誰手裏有解藥。

　　【《證券市場週刊(微博)》記者 于穎 劉東】美國國會在最後關頭同意上調債務上限，雖然避免了政府債務違約，但並沒有本質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這使得標普下調了美國主權債評級並引發了全球股市的震蕩。

　　這些都只是表象，核心的問題是政府信用評級下調後與之相關的其他債務融資成本可能會加大，而財政的緊縮又不利於美國經濟的復蘇，資本、技術密集型生産特徵使孱弱的美國經濟增長不能有效帶動就業，消費增長緩慢及資産負債表的修復(包括改善家庭信用)又不利於房價回升，美國經濟再度下滑的壓力非常大。

　　歐元區的情況可能更糟。受“歐豬五國”拖累，德法自身的日子也不好過。技術上已經債務違約的希臘，沒有自主發鈔權且面臨著財政“破産”的窘境，幾乎只能靠輸血來維持；意大利、西班牙等也都在張著嘴等待救援。

　　中國只是駐足觀望看熱鬧嗎？否。與歐美相比，短期內中國或許更好一些，但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如果比較中美兩國的總體經濟品質，不可否認，儘管危機四起，美國畢竟還是個“重卡”的底盤；而中國，雖然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努力已經步入機動車一族，差不多也就是個農用車的水平，長期發展形勢依然嚴峻。市場經濟新體制初步建立，但是許多基本關係尚未理順，結構方面的不平衡，決定了目前的發展方式不可能持續。近日，堪稱具有經濟學家水準的銀行家、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接受了《證券市場週刊》的採訪，應邀就困擾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復盤，試圖捋出一條相對清晰的脈絡並尋找現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美元之劫

　　《證券市場週刊》：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餘額高達3.2萬億美元，其中，持有的美國國債達1.16萬億美元。美國國會同意上調發債上限之後，標普下調了美國的主權債評級，這讓中國人感覺很不爽，擔心國民財富被美元打劫。對此你怎麼看？

　　郭樹清：全球外匯儲備中以美元計價的資産佔比確實比較大，中國也不例外，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需要。對於中美兩大經濟體而言，我們處於一個緊密的互相關聯之中，誰也離不開誰。儘管持有美國國債有一定的風險，但在全球經濟劇烈波動、歐元區困難重重之時，選擇美債在所有不理想的投資品中差不多仍然是安全性與收益性結合得最好的産品。目前來看，美國國債收益率並沒有因為危機而大幅走高，這打破了歷史規律，就是説，美國發債的籌資成本反而降低了，這特別耐人尋味。總之，市場告訴人們，美債違約的可能不大，但短期波動將不可避免。

　　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美國的情況也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糟，畢竟這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還是最強的。當然，中國應該在石油及大宗商品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多進口一些資源類實物，多做一些海外直接投資，包括股權投資。即便如此，由於受到各種約束，能夠衝抵的外匯還是很有限的；而購買相應資産的股權，因其存在著其他風險，所以規模也不可能特別大，而且不要忘記，國際股權投資，大多時候依然是美元資産。

　　《證券市場週刊》：事實上，中國的外匯儲備還在以很高的速度增長，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匯儲備3500億美元。存量已經很難處理了，又在不斷地創造鉅額增量，問題到底出在哪？

　　郭樹清：這是問題的核心，對內對外影響都很大，也説明中國的外匯收支市場化水平還不高。這不完全是貿易因素，也有些其他原因，比如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最簡單的辦法存在銀行拿利息，每年差不多也要增加1000億美元；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會造成中資企業迅速結匯；允許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進口支付的購匯就相應減少；其他海外投資收益和工程項目也增加了非經常項目的收入。

　　外匯儲備的增加與當前的匯率體制也有關係。上半年新增外匯佔款2萬億元人民幣，無形中增加了基礎貨幣投放量，與宏觀調控産生了矛盾。

　　《證券市場週刊》：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央政府鼓勵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籌集資金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短期內大規模投資于基礎設施是否科學暫且不論，目前突出的問題是，審計部門投入了4萬人進行調查才摸清平臺債的規模，這樣一個政府或政府擔保背景的債務總規模都不清晰，也沒有規範的信息披露制度，會不會對中國金融業造成系統性風險，甚至給實體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郭樹清：政府不能隨意借債，更不能通過成千上萬個平臺來借債，這是必須整頓和規範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平臺貸款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就目前達到的規模和結構來看，尚不至於出現危機。從審計數據看，10.7萬億元的地方債務，佔GDP的比重約25%，仍處在可控範圍內。平臺貸款的絕大多數資金都投向了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水利、電網等對國民經濟的支撐和服務作用會慢慢體現出來，總體上説，這些投資不會打水漂。至於説一個地方，一個方向應不應該修那麼多，是多修公路好還是多修鐵路好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認為應該允許地方政府發債，理順投融資關係，也便於信息公開、規範操作。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也會極大地豐富資本市場的産品，促進直接融資體系的發育。

　　工業化歧路

　　《證券市場週刊》：改革開放30年，中國發展非常快，但走到今天似乎有些膠著。你認為在過去的模式下所走過的發展之路，最不理想的環節是什麼？

　　郭樹清：中國的工業化過程與歐美不同，與日本也不同。他們在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化沒有滯後，而且城鄉幾乎同步發展，沒有明顯的不平衡。而中國的城鄉二元特徵，造成了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城鄉分割，要素不能雙向自由流動，這是中短期制約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城鄉二元分割制度長期沒有實質性改善。從跨地區和跨行業角度看，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很好。但是城鄉戶籍不同，往往意味著勞動報酬不同、社會保障條件有實質性差異、子女教育條件存在巨大差別、政策性住房福利懸殊以及社會治安、司法保護等公共服務的不均。

　　其次，缺乏相應的利益代表和協調機制。最突出的是勞資關係、土地關係，礦産資源的所有權和開發權關係、企業生産經營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社區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係、城鄉不同社區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同地區之間的矛盾等。新的中間組織和社會管理體制尚未形成，司法公正問題也愈來愈突出。

　　第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官僚化問題。教育投入，特別是政府投入，與經濟發展相比，相差甚大。更嚴重的問題是，學校教育脫離社會和市場需求，學生就業適崗能力弱，缺乏創新精神，大學變成了行政化機構。

　　第四，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廣受詬病。食品安全、衛生檢疫、醫療服務存在著成堆的問題，面臨嚴峻的挑戰。

　　《證券市場週刊》：你以前也提過，城鄉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要素不能雙向自由流動，請你詳解一下其中的土地、勞動力、資金的自由流動困擾。

　　郭樹清：先看土地問題。根據現行制度，農村的土地歸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而所謂集體經濟組織過去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民公社、生産大隊等。但發展到今天，除了極個別鄉村有所謂鄉鎮企業式的公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本不存在了。那麼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是歸誰呢？顯然就是村委會，其實就是幾個村幹部説了算。這種情況下，造成了管理的漏洞，對農地、宅基地、生産建設用地的審批、使用及管理沒有構建成一個良好的約束機制。

　　在這個問題上，又疊加了城鄉用地分割、同種地因所有權差別而不同價、級差地租得不到對價等問題，使得農村土地的流轉(目前主要是被徵用)缺乏市場定價機制，造成農民的極大不滿。當然，地方土地收入的大部分用於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拆遷費用，其中也有直接用於農民、農村、農業的支出，但是因為不是市場化的交易，所以就談不上權利平等和透明。

　　再看勞動力流動問題。中國現在有大約3億的農村戶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中有1億左右被看作流動人口，完全處於城市的管理之外；同時，全國有近2萬個鎮，最大的人口超過70萬，估計有近億農村戶籍人口長期居住，但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公共服務；此外，沿海地區和內地大中城市附近，有許多村莊，實際的經濟和就業早已轉變為以非農産業為主，按國際標準應歸為城鎮，但是上億的村民仍然被看作農民，村莊的規劃、管理依然沒有納入城鎮體系。

　　戶籍制度仍然是統一城鄉勞動就業市場的主要障礙。最主要的問題是不同勞動主體之間的公平就業和勞資雙方的平等談判地位，農民工應該和城鎮工擁有相同的權利。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障加總來算，農民工平均實際得到的是城市有戶口人員幹同樣工作的三分之一，同工不同酬非常明顯。

　　最後我們看資金流動問題。在城鄉收入和發展差距顯著，農村非常需要加大資金投入以加快農村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的今天，農村資金卻仍在大規模凈流出，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都成為農村失血的管道。如果將一些不合理的收費和負擔考慮進去，則農村收入凈流出規模更大。

　　同時，農村融資難依然存在。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村地區金融服務機構網點不足，二是農村金融産品不足，三是貸款投入不足。雖然近年來支農力度在加大，但對“三農”的投入與整個經濟的投入相比仍然很不相稱。全部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餘額佔金融機構貸款總額比例依然較低。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主要是現行的農村體制並不能提供一個有利於吸引外來資金、技術和人才的環境，僅就大小事情都由村委會幹部説了算這一條來看，投資者面臨的不確定性就可能趨於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