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改革現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國內各種複雜的矛盾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市場導向的原則。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首要原則、核心準則。有必要以此重新審視中國金融改革。

　　準入市場化

　　在機構準入方面，中國要重視的不是美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恰恰是“小而不能倒”的問題。因為監管部門要承擔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後責任，自然對小機構的準入採取了過於謹慎、阻礙發展的態度。解決的辦法，未來10年，中國必須儘快建立市場退出的社會風險防範機制。除了要建立存款保險、投資保障基金、進一步嚴格機構審慎監管措施外，必須加強對存款者、投資者的教育，使整個社會能適應市場風險。在建立機構市場退出的社會風險防範機制後，應迅即全面地梳理與修改相關制度，允許國內民營資本自由進入各類金融機構。

　　在金融産品包括創新産品準入方面，監管部門應嚴格執行國家關於“審批、核準、備案”所分別定義的內容，進行産品準入的監管。不允許監管部門變相或者暗中以各類實施細則的形式，實質性地違反國家規定進行金融管理。

　　可以預期，中國存款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應抓緊擇機推行如存款利率先窄幅浮動的改革方式。同時，可通過不斷推進理財市場，推動金融部分“脫媒”，加大傳統金融業務壓力，使利率市場化“水到渠成”。

　　完善金融市場

　　市場統一，必然提高效率。解決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債券市場多頭管理、市場分割等問題，不存在任何理論爭議，能否統一取決於金融最高決策者的決斷。各地“各自為政”的各類場外交易場所(包括産權交易所)的合併集中，同樣不存在任何理論上、技術上的困難。關鍵是中央政府要下決心、指令明確，建立全國統一的場外市場。

　　伴隨境內外人民幣業務的開展，應儘快鼓勵民間資金與亞洲相關機構合作，組建跨國評級機構，評估亞洲債券，支持亞洲市場的發展。

　　鼓勵私募基金可按國家現行法規運作。法規不完善的，可以完善。但不宜出臺行政審批性質的“産業基金管理辦法”。政府可以出臺相關辦法，主要用於約束用納稅人的錢投資私募基金的行為。

　　繼續堅持吸引外資的政策，但重點必須是引進有利於改變我國發展方式和提高競爭力的技術、管理、人才，而不是單純引入資金。在一定時期內，應嚴格控制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房地産市場(包括商用地産)，與此相違背的政策制度，應儘快予以糾正。

　　對金融市場的面向境內交易者的各類制度創新，包括股票發行制度、股指期貨、國債期貨等金融衍生品，原則上，早開放、早主動，早試驗、早收益。但對一切涉及放大信用杠桿的金融産品創新，應堅持“以我為主”、“以實踐為主”的原則，結合宏觀調控需要，通盤考慮。對於打通境內、境外市場通道的各類創新，不能“孤軍深入”，必須視國家金融開放戰略部署有序實行。

　　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

　　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是個系統工程。必須要有信貸、稅收、擔保、工商、統計等各項政策的協同。

　　按普惠原則，對於一切從事向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微企業進行信貸支持的各類機構，一律給予政策優惠，以更廣泛地動員金融資源。

　　嚴格設定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對象和經營區域。金融監管部門不應以其經營業績為激勵，鼓勵該類機構升級、跨區跨經營，也不應輕易鼓勵走全國連鎖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同樣，對這類機構的投資人及投資比例限制，應儘快放開。

　　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

　　金融支持“三農”問題，相當程度上存在政策性金融的含義。對此，除了要有各種財稅政策優惠外，必須出臺限制農村資金回流城市、鼓勵城市資金流向農村的明確政策。

　　鼓勵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支持“三農”的關鍵是，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經營，要真正尊重農民意願，支持農民創造的各种經營方式，杜絕一切不應有的行政干擾。在監管上，要“往後退”，切忌照搬國際先進監管經驗，將監管沿海發達城市現代商業銀行的政策，簡單套用到交通不便、信息滯後、貧窮落後地區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上。

　　一切涉農金融機構的業務，應享受普惠政策。今後政策性業務可以公開招標，由普通商行承擔，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但須單獨到賬，分別考核。

　　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政策性銀行的業務不應縮減，而應進一步加強。國開行、進出口銀行大可不必搞股份制、公開上市，更不應該引入外國戰略投資者。當前中國不缺商業銀行，缺的是有實力的、經營得道的政策性銀行。因此，不應鼓勵政策性銀行轉化為商業銀行，更不應鼓勵轉向兼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業務的綜合性銀行。

　　國有金融資産管理

　　當今中國，國有資本基本控股全國的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基金等各類金融機構，這違背金融改革的市場化導向。同時，産業與金融的密切關係，不利於充分體現市場競爭原則；民間資金基本被排斥在外，也不利於中國高儲蓄狀態下經濟結構的調整。

　　應儘快明確國有金融資産管理的原則。在現階段，國有金融資産管理，不能一味追求“管理規模越大、增值越快越好”的單一的商業原則。國家應確立目標，將不同類的金融企業區別為應絕對控股和可以相對控股的兩類，實行股份有進有出、有增有減的方針。堅決杜絕“一刀切”商業化。

　　中央和地方金融資産的管理，可堅持財政歸屬主體不同、管理相同的原則，納入國家對金融資産管理的統一部署。地方管理的金融資産，多屬中小金融機構，應鼓勵由地方持股向民營資本轉變，地方集中財力解決公共財政問題。

　　理順“黨企”、“政企”的核心，是要處理好政府控股企業董事長和管理層的職位屬性問題。只要是政府委派，薪酬水平一律不由市場決定。反之，則由市場決定，並有隨時被解雇的風險。

　　金融監管與監管協調

　　美國《新監管法案》和《巴塞爾協議…》的中心意義，是降低杠桿率，防止微觀利潤衝動引發信用膨脹。這對中國同樣有意義。但是，中國是個潛在增速較高的國家，且是一個高儲蓄率、資本跨境流動適當管制的國家，因此應注意發揮好金融功能對挖掘潛在增長能力的作用，不能作繭自縛。在國內結構調整暫時緩慢，社會流動性過多局面下，可以用比《巴塞爾協議…》更嚴格的標準要求中國的銀行業，但切忌在解決短期問題上，用長期性的法律法規予以固化，更不必追求引領世界金融監管改革的虛名。

　　同理，當國家信貸規模調控處於困難時期，對信託公司“銀信合作”等理財市場規模予以暫時性的控制，這是不得已的短期措施，同樣不能用長期性的法規制度予以固化，更不能用類似銀行監管的資本充足率等要求，去約束本質上與銀行不同的信託、基金公司的業務。

　　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各有利弊。在金融創新活躍期，若在金融監管部門分設的情況下，必須設有部門間政策協調機制，需要將功能性監管，匯總、轉換成對機構的監管，進行對口管理。對於實際執行某種金融功能的，“影子”機構，需要根據“功能大於形式”的原則，應由有關監管部門備案監管。

　　中國國土遼闊，要切實在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的同時，促進不同地區經濟，特別是落後地區、瓶頸行業的發展。關鍵是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經濟落後的地區，對現代化大商業銀行和邊陲落後地區的小金融機構，必須分類處置，實施不同的監管標準。不能“一刀切”、一律簡單套用國際監管標準和沿海發達地區的監管標準。

　　中國目前金融監管協調的完善，不在於成立由多高職位領導挂帥的機構，而在於以法律法規，明確需要協調什麼，健全的協調機制又是什麼。如果仍維持現在的組織架構，則應明確包括文件會簽的時限、部門不同意見表達的方式、最後協助最高決策者的智力援助如何形成等。

　　監管部門與被監管企業人員之間調動，需要堅持一定的“防火墻”制度，監管部門不能直接違背《公司法》，任命、指派被監管企業管理層人員。

　　當今全國金融市場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全國的金融市場已深度統一，市場上任何一項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出臺，往往會波及全國。因此，政府有關部門在批准各地進行“綜合改革試驗區”之類的方案時，不宜再提“先行先試”之類的條款，不要再給政府的宏觀調控另找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