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地區真正成功的核心原因是經濟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政府避開干預性政策，轉而放鬆對普通人衝勁的束縛時，亞洲各經濟體才獲得了最大的發展。但整個亞洲的經濟自由仍然遭到嚴重壓制，這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

第一個領域是金融市場。在亞洲大部分地區，計劃經濟控制依然限制所有人獲得資本，但與政界關係良好的方面除外，因此它們在將儲蓄轉化為生産性投資方面做得很糟糕。中國政府的金融壓制──壓低儲蓄利率以使借款人獲得低息貸款──是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核心問題。家庭儲蓄得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回報，從而抑制了消費。

這種模式在許多亞洲國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阻礙了他們從依賴於動用最大財力和人力投入的“追趕式”模式轉型為以提高生産率為基礎的更加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以生産率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要求市場將資本分配給有創造力的企業，而將資本分配給那些模倣其他地方所開發技術企業的政客和官僚對此造成了障礙。

若要建立一個真正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政策制定者必須解除利率控制，向新的進入者開放銀行體系，開放債券和股票市場以擴大資本金基礎，最終解除資本控制。

第二個領域是亞洲的貿易政策和海外投資政策也需要進行審視。早前幾輪自由化舉措，不論是亞洲的還是全球範圍的，對該地區製造業企業的刺激作用要比干預性的工業政策有效得多。不過，近期出口放緩表明依賴於對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出口求發展存在局限。

現在，亞洲的領導人需開放雙邊貿易和海外投資來建立更為成熟的製造業供應鏈、新的服務供應鏈以及促進國內消費。關稅壁壘仍是一個問題，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非關稅壁壘。這些壁壘大多存在於國內對産權、合同、執照手續、稅賦、開業及關業、勞工法律以及海關程序方面的複雜規定，這些都使亞洲的投資環境受到抑制。

第三個領域是能源市場受到政府干預和國有企業的阻礙。價格管制、補貼、出口限制和對外來投資的限制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中國和印度正試圖通過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手段來獲得能源供應。它們派出獲高額補貼的國有石油企業去收購海外企業和資産，與外國政府簽署長期協議，並承諾為石油業務提供有補貼的貸款。這些舉措使能源市場的價格提高並且更加波動，而且還使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加劇。

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使能源政策更穩定、更安全且更划算並維持和平的國際關係，能源市場應有更大的自由度。這表示政府要解除價格管制、取消補貼、鼓勵國內和海外私人投資、放鬆飽受限制的公用事業企業的約束以及放開國際貿易。

亞洲的經濟制度比較薄弱，這使得企業的營業成本較高。公共管理薄弱和産權制度執行不力抑制了創業精神、創新和消費，這也導致區域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

經濟的發展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干預減少和市場放開，自由與繁榮得以在亞洲這片土地上興盛。未來中國要成為亞洲經濟成長的領頭羊，只有加快對內開放的步伐，才能引領亞洲經濟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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