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走進巴西已經走出的發展陷阱，中國應從這個金磚國家學習什麼？

　　本刊特派記者 李昕 發自巴西聖保羅

　　本刊記者 黃湘 葉偉強 發自北京

　　飛機逼近聖保羅，城市的輪廓顯現出來，樓宇漸次清晰，一大片一大片看不到邊際。即使遍歷世界名城，仍會感慨于這座南半球第一大城市的規模，身邊一位哥倫比亞商人則插話道：“你根本找不到比這裡更富於商機的地方。”

　　對中國人來説，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宣言。巴西，這個“金磚四國”（BRIC）中離中國最遠的國家，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同為迅速崛起的巨型經濟體，中巴關係愈發緊密，促使我們兩年間第二度遠赴巴西。2011年3月，從海濱名城裏約熱內盧到首都巴西利亞，從亞馬遜森林深處的瑪瑙斯，到金融商業中心聖保羅，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了數十名專家、官員、商界人士和普通民眾。

　　記者對巴西兩次採訪，都是在巴西總統率龐大的政府與商業團隊訪華及金磚國家峰會的前夕，但比之上次針對時任總統盧拉的專訪，此次歷時更長，覆蓋面更廣，也更為深入。

　　這個以桑巴和足球聞名於世的國度，對於中國經濟而言，除了礦産、石油等原材料和農産品，還能有什麼更為深遠的意義？

　　去除自得之後，來自中國的觀察者會發現：作為一個資源大國，走過數十年坎坷的彎路，巴西終於擺脫了民粹和威權交替的階段，正在轉向完全不同而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軌跡：民主和自由市場、負責任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彌合貧富差距和社會分配——一個不同於中國，但同樣具備巨大潛力的制度框架和發展模式。

　　不是追趕者

　　從政府建築到棚戶區，都蒸騰著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這既來源於穩定的政治和蓬勃的經濟，更根植于其不斷改良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以及解決不平等社會痼疾的政策

　　初看之下，巴西似乎在追趕中國的腳步。經濟上，2003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長4.2％，2010年失業率降至歷史低點6.4％左右。即便全球金融危機後的GDP增速高達7.5％，比起中國也並不是如何了不起的“奇跡”。國際影響力上，巴西正在爭取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G20、氣候談判和貿易談判上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聲音。以世界第八大經濟體的體量，巴西同樣在承辦接踵而至的全球兩大體育盛會——2014年世界盃和2016年奧運會，等等。

　　細讀巴西的演變，則能看出更悠長的意味。

　　“在過去8年到10年中，巴西完成了重大轉變。政府的社會分配計劃，例如家庭津貼成為巴西市場的主流。”巴西貿易部長費爾南多皮蒙特爾（Fernando Pimentel）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一上來就在強調社會分配的改革。

　　強調社會分配並非巴西獨有，但同在拉美，其方式卻與查韋斯治下的委內瑞拉、莫拉萊斯領導的玻利維亞的左翼民粹路線截然不同。巴西今日成就，與其痛定思痛走出民粹主義陷阱密不可分。

　　控制通脹沒什麼了不起，但把通脹率從20世紀90年代2557％的高峰降至正常水平，成就不可謂不顯著。巴西已經從1999年開始實現通脹目標制，其保障是央行的絕對獨立。困擾巴西近一個世紀的通脹，終於套上了“籠頭”。

　　更為重要的，是巴西政策的穩定和連續。從1995年自由派卡多佐政府，到以左翼身份上臺、今年剛剛卸任總統的盧拉，再到盧拉曾經的助手、現任女總統羅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雖然兩黨票基和政治訴求各異，但政權交接平穩有序，而自由市場、審慎的財政支出和緊釘通脹的貨幣政策，更是一脈相承。

　　誠然，貨幣幣值高企、出口受損、通脹的威脅仍不時探頭，這些困擾著中國的難題，也同樣在困擾著巴西。但從首都巴西利亞充滿象徵主義的政府建築，到貧民窟色彩斑斕的棚戶區，都蒸騰著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這既來源於穩定的政治和蓬勃的經濟，更根植于其不斷改良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以及解決不平等社會痼疾的政策框架。

　　修復社會斷裂

　　予惠於民的政策並不新鮮，但這一次，巴西走的是一條不同於自身過往和眾多拉美國家的新路，終於走出了巴西歷史持續幾代人的民眾主義陷阱，以及揮之不去的通脹夢魘

　　低矮的房屋沿著亞馬遜支流Tapajos河岸展開，零星的幾戶散落在叢林深處。碼頭是一個木棚，附近辟出一片空地，成為這個40多戶居民的村子裏惟一的足球場，十幾個孩子在土場上比賽。

　　社區首領是個皮膚黝黑、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兩年前我們已經通電了，也有電視機。”他瞇起眼睛，臉上帶著笑容説，“我的夢想是發展。”

　　什麼是發展？他回答：“能有個上下水的衛生系統，孩子們能上網。”

　　在這樣一個經濟拮據的叢林村莊，有孩子上學的家庭，每月可以領到22雷亞爾（約合12美元）的補貼。政府每月把錢打到銀行賬戶上，父母們手拿借記卡，划船兩小時，到最近的鎮子上找ATM機提款。

　　支持孩子上學的錢，來自於巴西政府的“家庭支持計劃”（Bolsa Familia）。條件很嚴格：小孩在學校必須保持85％的出勤率，接種疫苗，而家庭總收入在每月140雷亞爾的貧困線之下。

　　“家庭支持計劃”並不是很貴——僅佔聯邦政府預算2.5％、全國GDP的0.5％——但惠及整個貧困階層：在人口不足2億的巴西，有1200萬家庭領取這一教育補助。

　　12美元不多，但對貧困家庭而言，已經是15％到100％的額外收入。2003年盧拉政府大力推行之後，效果顯著。

　　“極度貧困群體的下降，收入差距有所縮小，青少年上學率的提高，都部分歸功於這一計劃的成功。”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的《新巴西》一書中評價道。

　　66歲的前總統盧拉（Luiz Incio Lula da Silva）出身貧民窟。他曾自嘲，身為惟一一個只有小學學歷的總統，他為最多的巴西人提供了上大學的機會。在他的社會治理系列政策中，教育只是其中一環。對貧困人口的直接補貼，除了青少年教育，還有失業保險、最低工資等。

　　盧拉政府財政部經濟學家巴博薩（Nelson Barbosa）估算，2002到2008年，各種針對貧困人口的直接補貼總額為GDP的6.9％到8.6％。在經濟危機時補貼總量不降反升，2009年最低工資提高了12％，政府補貼總額佔GDP的9.3％。

　　2010年4月，盧拉為財新《新世紀》撰文指出：“的確，為消除饑餓和貧困需要大量資源，不過，比起為拯救危機中瀕於破産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所付出的代價，這一部分的資源消耗量已經相形見絀。”

　　“這些項目的直接效果是，經濟危機期間個人消費僅僅小幅下降，此後迅速反彈。”巴博薩説。

　　與貧困作戰的另一個戰場是公共衛生，而這在盧拉前任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時期已經打下基礎。要控制艾滋病傳播和為無力支付的病人提供治療，巴西政府與擁有專利的各大制藥商甚至美國政府公開對抗，取得了本地企業低價運用“雞尾酒”療法的權利，成本減半，以供本國病人使用。

　　巴西政府一系列重在調整社會平衡的政策，是痛定思痛的結果。早在近半個世紀以前，巴西就經歷過“經濟奇跡”，此後亦經歷過“失去的十年”。罔顧社會公平、把廣大民眾排斥在發展之外，造成社會階層之間嚴重的斷裂，被認為是巴西無法持續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

　　予惠於民的政策並不新鮮，巴西在這方面也走過漫長的彎路。但這一次，巴西走的是一條不同於自身過往和眾多拉美國家的新路。

　　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也用石油財富向窮人提供食品、教育和醫療，但貧困人口不減反增。因為其鉅額公共開支引發通脹，而通脹對於貧困階層來説不啻洗劫。2010年，委內瑞拉通脹率為27％，高居拉美各國首位。

　　縱觀巴西歷史，“民眾主義”也一度是主流。早在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政府就力主提高最低工資，為工人提供醫療保障。但與現在的情況正相反，處於集權狀態下的民眾主義，伴生的是經濟發展的遲滯，和屢治屢敗的通脹。

　　盧拉式扶貧雖不出奇，但的確有效。其籌錢的經濟基礎迥異於拉美左翼鄰居，也終於走出了巴西歷史持續幾代人的民眾主義陷阱，以及揮之不去的通脹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