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通脹起來的時候，有關通脹的議論一般也比較活躍。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畢竟關係每個人的切身利害，又是看來很複雜的經濟現象。不同的議論，牽扯不同的因果聯絡，也引發不同的政策選項，多一點討論，哪怕是不同意見的交鋒，可能是必要的。譬如，這一波中國通脹究竟屬於哪一種類別，就值得細加辨析。

　　最為流行的，是把這一波在中國抬頭的通脹，歸為“輸入型通脹”。此説的重點，是外國發生了通貨膨脹，引起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上漲，本國輸入這些商品或服務，連帶就把通脹也一併帶了進來。新的證據似乎明顯不過，譬如大豆、鐵礦石和石油，中國的進口量都要佔到本國消費量的一半以上，而這幾種大商品的國際市價，無論在2008年8月前，還是于2009年底之後，皆大幅上漲。大豆價帶起農産品和食品之價，鐵礦石帶起鋼鐵和基建品之價，石油帶起能源之價，那還不是國際的通脹輸入到中國！

　　開放時代，一國的通脹對他國有影響，確有其事。不過，為了真正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還是要進一步探究，所謂的通脹輸入，到底在什麼條件下才會實際發生。不少教材上講授通脹輸入，照例會提到“國外商品價格的傳導機制”。那是説，國外商品價格上漲，拉動本國更多出口；同時因為進口商品的價格上漲，本國企業居民轉向更多消費本國的商品。兩股力量一起發作，把本國商品的價格拉了起來，於是外國的通脹輸入了本國。

　　問題是，聽來邏輯井然的傳導機制，要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不同的國家使用的是同一種貨幣！譬如甲國油價上漲，從每桶油一個貨幣單位上升為兩個貨幣單位，乙國會不會擴大對甲國的出口呢？會的，但條件是此時乙國的油價是每桶油同一個貨幣單位，或至少還低於每桶油兩個貨幣單位。同理，乙國減少進口甲國油、消費更多本國油，也需要衡量油價的貨幣值與甲國一致。這樣的事情過去有過，那是金本位下國際之間的價格傳導，當年休謨命名為“黃金價格定律”。

　　金本位去如黃鶴之後，各國貨幣本位不同，比價即匯率可變化，上述“定律”就失效了。還以甲國油價上漲一倍為例，乙國會不會因此減少從甲國的進口、又增加對甲國的出口呢？答案是不一定。因為甲國油價漲一倍，就是甲國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該國票子只能買油)，只要乙國的票子對甲國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國的名義油價對乙國來説就是紋風未動，那就既不要減少進口、也無需增加出口。這就是説，放棄固定匯率，允許不同國家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率充分反映其相對幣值，就不會有通脹輸入這回事。反過來，如果乙國的通脹也因此加劇，那一定是匯率變動滯後，給所謂的“通脹輸入”以可乘之機。無論哪種情況，人們都不要把本國的不作為，説成是外來壓力不可抗拒。

　　按常理，甲國通脹、票子發毛，看在乙國人眼裏，便不會把對方的票子看得和從前一樣值錢，更不值得再拿出像原來一樣多的本國票子去交換甲國貨幣。這是説，國家之間相對價格的變化，引發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化，原本是極其自然的。有這個微觀基礎，“輸入型通脹”云云，在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説。至於匯率升得足夠——拒通脹于國門之外——引發了其他代價，譬如名義出口成本的上升，則是另外一重約束。即使因此抑制了匯率變化，再連帶導致通脹壓力上升，那也是對內的權衡引發的通脹，而不是“外來因素”所為，更不應該得出“除了容忍無法子可想”的錯誤結論。

　　回到現實世界，當下以美元計價的大商品價格超常上漲，反映的是美元幣值下降，背後是如何在全球治理結構中有效約束美元和美國的嚴重問題。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美元的超發和氾濫當然對全球都有負面影響。不過我還是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在可約束的全球貨幣框架形成之前，各國獨立的貨幣制度和貨幣政策可以有所作為。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經濟大國，中國惟有努力發揮獨立貨幣政策的作用，以更靈活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形成機制，盡力抵消國際通脹的傳導。

　　與此相似，“成本推動型通脹”也不那麼經得起推敲。按照有的教材，所説“在沒有超額需求的情況下由於供給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價格水平持續和顯著的上漲”，是為“本型通脹”。進一步分，還有工資推動型通脹、農産品價格推動的通脹、甚至“利潤推動型通脹”等等。

　　這裡要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弗裏德曼經常問的：某一項商品的價格上漲——不論因何而起——為什麼能夠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弗老自己的答案是，惟有貨幣偏多，某項商品的供不應求才能傳導到其他商品的價格表現上。否則，糧食、生豬、蔬菜、勞力、土地、房子、首飾等任何商品價格的上漲，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某些商品價格的下跌。是的，口袋裏只有10元錢，買糖多花了幾元，買糕就只能少花幾元。樣樣漲價還能樣樣都買回來，除非你控制了印鈔機。

　　第二個問題，“成本”就無關“需求”嗎？在實際生活中，哪樣成本不是由花銷構成的呢？花銷者，持幣購物的行為也。説人工成本升得急，還不是一家又一家公司爭相招工的結果啊？那是買方與買方相爭，激烈程度超過了賣方。問各家公司為什麼多招工？答訂單多到做不過來。訂單是什麼？市場對産品的需求嘛。很明白，“成本”是需求的一種表達，沒有需求，何來成本？如果真的“沒有超額需求”，哪會有“成本提高”這回事？再追下去，需求還不就是“以貨幣表達出來的需要”？人的需要無窮無盡，僅受到貨幣的約束而從未感到自由。這是説，離開了貨幣這一關鍵條件，我們根本不知道成本本身又是被什麼推動。

　　比較驚世駭俗的，是“停滯型通脹”，簡稱“滯脹”。那是歐美經濟上世紀70年代的一段經驗記錄，即高通脹與高失業相並存。正是這段歷史，把與凱恩斯大相徑庭的“凱恩斯主義”，活活殺下了馬來。我的疑問不是這段經驗，而是“滯脹”何以成為當代通脹的一個分類。近年有意思的觀察是，什麼時候貨幣政策收緊，“警惕滯脹”的輿論一般就升起來，似乎其主要功用就是叫停貨幣緊縮，即使在貨幣偏多已經非常明顯的關口。其實，“滯”“脹”本不同源。引起長期經濟停滯的根源是産權無效、法治不明、過多的不當管制壓制了企業家創業的精神，而通脹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貨幣當局在諸多壓力下發出過多貨幣。治理通脹、穩健貨幣，不但不會引起停滯，還是長期健康增長的重要基礎。

　　幾年前還有一個滑稽的類別，曰“結構性通脹”。那是舉證，由於一些物價上衝嚴重，但另外一些物價平穩甚至下跌，所以即使CPI高於7%-8%，也是所謂結構性通脹，有別於凡價皆漲的一般通貨膨脹。看不下去，區區在下頂了一句：牙痛就是牙痛，不要以為滿口好牙，只有一個出了問題，就編一個結構性牙痛的説法來安慰自己。我的意思是，CPI也罷，PPI也罷，更不要説把資産價格一併考慮在內的物價總水平，已經處理並包含結構信息，再也不需要王顧左右而言他。

　　本文也是這個立意。通脹本不複雜，無非就是流通中的貨幣比生産增加得更快。無端端地把通脹分出很多類別，邏輯上講不通，徒然增加記憶負擔，還可能分散治理通脹的注意力和關注點，因此沒有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