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為所謂“中國模式”唱讚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國奇跡的背後，卻難掩公眾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憤怒情緒，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讓和諧社會的願景顯得撲朔迷離。

　　如果GDP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中國在全球經濟慘澹的情況下確實足以“笑傲江湖”。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195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開幕式上，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與赫魯曉夫之間展開了著名的“廚房辯論”。尼克松巧妙地把辯論的焦點轉移到了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終被認為贏得了辯論，在國內威望大增。當然，此後幾十年美蘇經濟對比的戲劇性演變確實佐證了尼克松的觀點。

　　蘇聯悲劇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借鑒。首先，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經濟規模。脫離民生的經濟發展，不僅會失去民眾支持，也會因為民眾收入有限造成消費需求難以提振，最終陷入投資驅動的泥沼。其次，GDP的結構很重要，蘇聯當時雖然是世界第二強國，但把資源過度投向軍事和工業領域，而導彈對公眾的日常生活而言顯然不如茶葉蛋重要。再次，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經濟競賽是長跑，暫時的領先有時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魯格曼在經典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1994)中所揭示的：蘇聯通過投入擴張、而不是通過提高單位投入的産出來促進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邊際報酬遞減的約束。克魯格曼也尖銳地預測了“東亞奇跡”的不可持續：“太平洋[6.43 -0.77%　研報]周邊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異乎尋常地動員資源進行經濟建設已經得到了回報，這些回報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的。如果説亞洲的增長有什麼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願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

　　如果我們以足夠清醒的態度審視“中國模式”，就不難發現中國的經濟奇跡並沒有創造例外，我們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復高儲蓄、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甚至在錯誤方向上走得更遠。

　　剖析中國經濟的本質，乃定位於“世界工廠”。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佔全球製造業的份額從7%猛增至14%左右。中國製造之所以能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競爭力。低成本競爭本身未必是壞事，不過考慮到中國製造的低成本不是像豐田汽車那樣來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等生産要素價格之上，情況就不容樂觀了。

　　簡而言之，中國目前的GDP奇跡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員工權益(尤其是農民工)、污染環境和透支未來資源的方式實現的。由於缺乏必要的職業防護，很多農民工患上了“塵肺病”等職業病。自然資源不僅屬於當代人，也屬於子孫後代，但由於子孫後代在當下並沒有投票權，無法阻止資源被過度開採，留給他們只有廢棄的礦山、污染的河流。甘肅舟曲縣只用了半個世紀就從“隴上小江南”淪為泥石流多發區。從1952年8月舟曲林業局成立到1990年，舟曲縣累計採伐森林189.75萬畝，森林面積每年以5萬畝(30平方千米)的速度削減。由於環保部門有法不依，中國成了污染環境的樂園。根據測算，全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據報道，重金屬污染最為嚴重的湘江，到2015年需要為治理投入3000億元)；3億農民喝不到乾淨水，4億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1／3的國土受到酸雨侵襲，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佔了16個。更有甚者，全世界電子垃圾80%被運到亞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運到中國，對汕頭等地的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

　　《暸望週刊》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保總局的測算，估計中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佔GDP的10%。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奇跡是一種幻覺。這種幻覺來自跨期效應，即經濟收益在當期，污染成本爆發在遠期。我們只是暫時生活在生活條件改善的幻覺中，一旦污染造成的後果集中爆發，公眾對經濟增長的認同感就會消失。

　　生産要素價格被低估的增長模式之所以能長期存在，與強勢政府是分不開的。從中央到地方，“保增長”被視為主要的政績指標，結果出現了“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制架構，政府以“經濟建設”而非“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這種體制的關鍵點在於：第一，政府控制了大量經濟資源，包括央企(很多都處於壟斷地位)、地方國有企業、高額稅收等，尤其是近年來突出的土地出讓金。第二，政府的開支幾乎不受制約。在財政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財政民主流於空談。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資源投入到快速創造GDP的領域和各種形象工程(如機場、地鐵、運動會)。投資2000億的三峽工程尚且經過了人大表決，而每年投資近萬億的高鐵居然沒有經過人大表決程序。第三，政府擁有強大的間接獲得資源的能力，例如銀行負利率、IPO審批制、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以及在電信、石油等行業的壟斷優勢。2010年，僅中石油、中石化兩家公司的利潤就超過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總和。政府控制資源的超級能力，雖然使得龐大的經濟建設機器能夠開足馬力，但是也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首先，在政治經濟一體化模式下，政府擁有雄厚經濟資源，而投資又缺乏制約，加上國企的體制性缺陷，這使得投資衝動難以遏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在經濟刺激的旗號下出現投資失控，2009和2010年新增銀行貸款18萬億，過度膨脹導致鐵道部和地方融資平臺陷入債務困境。這使得中央政策陷入進退兩難境地：緊縮可能導致債務危機爆發，繼續貸款可導致銀行風險失控。

　　第二，政經一體化模式更大的問題是對法治的破壞。好的市場經濟一定是法治的市場經濟。但在現階段，由於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主要職能，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司法獨立難以維繫。為了GDP政績，地方政府通常對污染問題視而不見甚至充當保護傘。1998年到2002年，中國發生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國發生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違法犯罪的僅12起；2004年環保部直接處理的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一起。

　　在眾多的環境污染、徵地、拆遷事件中，由於地方政府是糾紛的當事方，公眾不信任司法判決，或訴諸群體性事件，或進京上訪。可以説，不改變現行的“政經一體化體制”，食品安全、環境等污染危機和群體性事件只會愈演愈烈。

　　如果充分考慮高昂的環境污染成本，中國的GDP實際上並沒有增長。換言之，經濟陷入了“零和遊戲”的狀態：少數人主要通過損害多數人利益而致富，其方式包括：用負利率掠奪存款人(即通貨膨脹稅)，用污染環境掠奪公眾，用IPO掠奪股民，用房地産掠奪“房奴”，用央企壟斷掠奪民營企業和民眾，用高稅收掠奪納稅人，用資源過度開發掠奪子孫。

　　但是這樣的零和遊戲不可能一直玩下去。被掠奪者遲早會醒悟。要避免葬送改革開放30年來之不易的成果，我們就必須以與時俱進的態度正視“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2012年，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即將登場。中國未來十年的局勢，將取決於領導層對“中國模式”的認知。誠然，強勢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是前一階段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特徵，也被認為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但是，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昨天的成功要素已成為今天的問題，“大政府”導致了國富民窮的經濟失衡，使得經濟缺乏法制保障，進而導致環境污染、食品安全、腐敗與不公等問題日趨惡化。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11年達沃斯天津論壇演講時説：“要堅持依法治國，需要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要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政治改革是繞不過去的核心命題。中央政府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的主線，都表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正如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説，管理的本質不在於知而在於行。對一個國家而言，履行承諾、落實政策才是改革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