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繳了多少稅？

　　——個人與企業的稅負清單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郭芳|北京、浙江報道

    年末，五位嘉賓在中國收視率最高的國家電視臺分別作主題演講。很巧合的是，其中的四位主講嘉賓都重點提到了同一個問題：減稅。

    他們分別是劉明康、柳傳志、樊綱、陳志武，角度雖有不同，但觀點較為一致：當前，中國的稅負水平太高了，應當減稅。

    不過，這與有關部門的主流觀點並不一致。儘管不同主管部門給出的數據並不一致，但立場結論相同：中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並不高。

    事實上，在牽涉到每一個人利益的稅負問題上，民間感受與官方立場的相左一直存在，但在2011年的一整年，這種矛盾和衝突的尖銳化多少令人有些意外。

    12月11日，財政部剛剛公佈，2011年前11個月的全國財政收入97309億元。全年財政收入超10萬億元已無懸念。

    這必將在統計上推高早已招致頗多非議的宏觀稅負水平。

    樊綱説，財稅改革確實到了一個新的時候。劉明康主張，政策性、結構性的減稅規模應當有所擴大。

    12月14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宣佈：財政政策要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

    儘管不同立場之間關於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爭論，仍未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也許永遠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但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稅制改革的共識。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説：我們已經有必要,也有能力實施較大規模的減稅了。

　　稅負痛苦嗎？

    “2010年的中國財政預算內稅收相當於同年4.3億倍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14億倍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

    今年9月，或許就連美國《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該雜誌 2009年的一則“舊聞”——“中國稅負痛苦指數世界第二，僅次於法國”，竟再次引發國內輿論的廣泛爭議。

    關於稅負問題的敏感與矛盾可見一斑。

    官方很快予以回應，財政部有關人士認為，福布斯所提的稅負痛苦指數在反映稅負高低問題上存在缺陷。該負責人同時表示，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2009年的宏觀稅負為25.3%，低於當年世界各國36.4%的平均水平。從而得出結論，中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並不高。

    這個結論似乎並沒有為大眾所接受。而且，財政收入結構的複雜，也讓統計變得繁難，即使是來自官方的統計，也會因為統計口徑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發佈的榜單剛出爐的時候，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即刊長文對“中國稅負痛苦指數世界第二”的説法予以駁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中國現行各類預算管理制度規定，並以2009年數據測算，中國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7.5%；加上政府性收費和基金等非稅收入，宏觀稅負約為30%（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佔4.2%，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佔3.8%）。

    而根據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匡算，中國全部政府收入佔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於發展中國家適度稅負率18%～25%的範圍。

    周天勇曾專門研究財稅體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實際全部收入，除公共財政收入之外，還包括收費、罰沒、土地出讓金、探礦權和礦産開採權拍賣和出讓、社保費、國有企業上交利潤、彩票發行等等方面。

    “所有這些全部算上，佔GDP的比重或達34%～35%，這個比例負擔確實太重了。”周天勇對《中國經濟週刊》説。

    事實上，在中國，除了兩個法定的徵稅部門——稅務局和海關，工商、環保、質監、公安、海事、城管等眾多部門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費名目，這部分的支出不僅名目繁多，而且負擔沉重。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根據最近的統計測算了一下，“中國今年的預算內和預算外財政稅收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GDP的35%。”

    民間的測算與官方的數據相差甚大。

    肖捷在前述所撰文章中解釋，有的研究機構和學者根據相關數據分別測算或估算中國目前宏觀稅負水平比30%要略高一些。其中可能存在數據轉換口徑的差別，或者沒有完全剔除關聯數據之間的重復計算因素。

    高培勇傾向於用較寬的口徑與國際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目前，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雖不算低，但絕不是世界最高的，低於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

    僅從統計上看，中國真實的稅負水平究竟是多少，稅負水平究竟有多重，成為了“羅生門”，民間與官方之間很難達成一致意見，爭論從未曾停止。

    然而，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在過去的那些年，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高於GDP、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的增長。這個趨勢必然使國民收入的分配越來越向政府傾斜。

    “自 1994年之後，在稅收收入增長持續快於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宏觀稅負水平肯定會呈現逐年提高的景象。這是必須承認的基本事實。”高培勇説。

    根據陳志武提供的數據，僅以預算內財政稅收算，1995年的時候，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GDP的11%，而到了2010年，則已經相當於GDP的21%。在過去15年裏，中國的稅負越來越高，相對的財政稅收負擔幾乎翻了一倍。

    他作了一個換算：2010年的中國財政預算內稅收相當於同年4.3億倍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14億倍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

    這一換算相當直觀地反映了人們的稅負感。如果此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沒有隨著稅收的增長而相應提高，後果可想而知。

　　減稅怎樣才合理？

    “收入越高的人，流轉稅的稅負越輕，這極易導致不公平，加劇貧富差距。”

    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一種共識。

    但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看來，“現在進行結構性減稅，並不是認為稅負過高的這幫人勝利了。這只是一種財政的手段，是為宏觀大局服務的財政手段。”

    如果説稅負是否過高尚無定論的話，那麼，以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為主的流轉稅體系所導致的稅負分佈不均衡、稅制結構不合理幾乎已無爭議。

    在1994年的稅制改革中，國家財政十分緊張，財力匱乏，於是在稅制的設計中選擇了較易實現收入的流轉稅為主體，突出了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的地位。

    僅以2010年為例，增值稅佔去了全部稅收收入的39.5%，消費稅和營業稅分別佔比 9.9%和14.4%。

    流轉稅的特徵是在生産至銷售的整個過程中環環徵收，過於倚重流轉稅帶來的弊端是，稅賦或許會重復徵收，並在最後進入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成為影響物價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格局，亦是控制通貨膨脹、調整經濟結構轉型所需。

    對於縮小貧富差距來説，“富人的消費佔財政收入的比例是比較低的，而現在我們主要的稅賦是對消費徵收，而非來自於收入環節。”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舉例，一個月入1000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費需支出800元，流轉稅賦以10%徵收為80元，佔收入比為8%；一個月入一萬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費需支出5000元，流轉稅賦以10%徵收為500元，佔收入比僅為5%。

    “收入越高的人，流轉稅的稅負越輕，這極易導致不公平，加劇貧富差距。”張斌認為，流轉稅的稅負太重了，作為一個結構性的調整，應該降低流轉稅的稅負。

    作為官方的用語，“結構性減稅”首次出現在了200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彼時，為抵禦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配角，“結構性減稅”在以增加政府支出、擴大公共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操作中扮演了輔助角色。

    3年以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結構性減稅”取代“增支”成為了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

    所謂的“結構性減稅”，有別於全面的、“一刀切”式的減稅，指的是為達到特定目標而針對特定群體、特定稅種來削減稅負水平。

    雖然仍難言盡如人意，但在2011年，中國政府開始了密集的減稅：2月25日，《車船稅法》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原來“一刀切”的徵收方法變成按排量大小分檔計徵，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9月1日，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後，個稅起徵點從2000元調整為3500元，全國有6000萬人不需繳納個稅；11月1日起，針對小微型企業的增值稅、營業稅起徵點大幅上調……

    其中，在整個稅收體系中佔比最大的增值稅成為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對象。

    自明年1月1日起，上海市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正式開展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

    毫無疑問，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必將減輕企業的稅負。但何時將全面推行仍是未知之數。這意味著全國其他地方的服務業分享減稅的成果仍顯遙遠。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減稅的方向是肯定的，但減多少不知道；稅改的力度也是肯定的，但具體到什麼程度不知道。只能是一步步往前走。”劉尚希對《中國經濟週刊》説。

    從這個角度看，增值稅擴圍改革的腳步不可能太快。但此前一直停留于口號的“結構性減稅”正在一點一點變為現實。

    不過張斌認為，這種結構性減稅的力度仍顯不夠。“規模還可以再大些。”

　　個人篇

　　從生至死　一位公民的納稅記錄

    郭芳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一篇長文的開頭就告訴我們一句大真話：在現代社會，除了有意仿傚魯濱遜式的生存方式之外，要試圖尋找一個脫離稅收影響的空間是徒勞無益的。

    是的，納稅在我們的生活中幾乎無孔不入，無論是你的收入，還是消費、投資都是課稅點。從納稅的原理上，只要有經濟行為，政府就能徵稅。

    美國政治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那句“這個世界上只有死亡和徵稅是確定無疑的”幾乎被奉為真理而在西方社會廣為流傳。

    其實，這沒什麼了不起的，在中國現有的稅制格局下生存，誰都能説出一兩句名言來，例如：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只有徵稅是確定無疑的。又例如，活著要納稅，死了還得納稅。

    那位叫RA馬斯格雷夫的經濟學家，他告訴政策制定者説，政府要徵稅，可以在資金的流動中，即流轉稅；或者在流入口，即所得稅；或者在流出口，即支出稅；甚至，靜止的資本也可以收稅，即財産稅。

    那麼，這些我們繳的稅，我們真的了解嗎？

　　稅賦的轉嫁

    年初，網上一篇名為《月入萬元“最高”稅負多少》的熱文在網上流傳。網友曬出個人賬單：“月收入1萬，要繳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元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及28%各種雜稅共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繳稅。”

    我心裏一驚：這説的不正是我嗎？我也月入一萬，也月月光，我的6600元也以稅收的方式被花掉了嗎？這斷然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設置稅制的人知道我的賺錢生活如何充滿血和淚，他自然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原來有人比我更著急，一位記者很快找到專家算了筆賬，得出結論説：即使極端情況下，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來購買稅率最高的捲煙，繳稅最高大約4698.4元。

    萬幸，我不吸煙，我的稅負大概不至於高至4698.4元。但我的朋友嗜煙，他納稅大概要比我高。我算了一下，假設他每週花100元買一條煙（超過70元／條稱之為甲類捲煙，稅率達56%），需繳納14.5元的增值稅，48.46元的消費稅，6.67元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三項相加，共需要繳稅69.63元，這還沒有計算捲煙批發環節加徵的從價稅，為批發價的5%。

    我們國家對特定的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加徵了消費稅。那些奢侈品或是不利於環保的商品，是消費稅的重點課稅對象。目前需要繳納消費稅的商品包括煙、酒、鞭炮、化粧品、貴重首飾及珠寶玉石、高爾夫球具、高檔手錶、遊艇、木制一次性筷子、摩托車、小汽車等，稅率最低1%，最高56%。

    包括消費稅在內，目前中國共有19個稅種，如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契稅、煙草稅、關稅、車船稅等等，貫穿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指出，在中國現行的稅制體系中，70%以上為流轉稅，即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其餘的不足30%為所得稅等直接稅，即，中國稅收總量的70%都有可能進入價格，但在一些國家，或許只有30%。於是，我們商品的價格大致由如下因素構成：成本、利潤和稅收。

    眾所週知，企業是我們國家最大的納稅主體，90%的稅是他們繳納的，但最後它會通過商品價格的方式，轉移到你我的身上來。一位叫張斌的學者告訴我説，這叫稅賦的轉嫁。究竟能轉嫁多少，由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不同商品的供求關係綜合決定，有可能全部轉嫁，也有可能部分轉嫁，但銷售比較正常的商品，大致都沒有什麼轉嫁給消費者的障礙。流通環節越多，就越可能增加稅費，層層轉嫁。在這一過程中，重復納稅的情況非常嚴重。

    他還告訴我説，這種轉嫁會導致兩個惡劣的結果：一是導致不公平，二是推高物價。

    因為中國大部分的稅賦都加到商品的價格上，窮人和富人若消費同樣的生活必需品，其所佔收入比是不同的，因而繳納同樣的稅收是不公平的。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敢想過喝同樣一瓶水，當我們一起納稅的時候，富人其實應該要比我繳更多的稅。

　　潛稅暗流

    沒錯，我們大部分的稅賦是隱秘的，即使是我國那些著名的財政學專家也勸我説，想要弄明白是很難的。

    但我還是執意地想弄明白，這些稅是如何流轉到我們身上來的。於是，我條件反射般地對我自己和身邊親友的經濟行為“計稅”。

    個稅法調整後，每月我需要繳納月工資8%的養老保險、2%的醫療保險、0.2%的失業保險以及12%的住房公積金，共2223元，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個人不必繳納。我的一萬元減去2223元，再減去3500元的起徵點，剩下的4277元我必須要繳納332.7元，最後進入賬戶3954.3元。

    這些我是知道的。但此後一個月中，我所有的“揮霍”如何被隱秘地“納稅”，我就無從得知了。

    我住在北京，家裏每月消耗10立方米單價為2.05元/立方米的天然氣，當月需要繳納20.5元的燃氣費，其中包含了約0.24元的增值稅和約0.02元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每月消耗10噸單價為4元/噸的水，當月需要繳納40元的水費，包含增值稅約4.6元，以及約0.46元的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每月電費48.83元，含增值稅5.6元和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0.56元。日化用品若以每月20元計算，其中含有增值稅2.9元，以及0.29元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

    這只是生活中最小的開支。

    我愛吃麻辣火鍋和麻辣香鍋，每週一次，每次200元，我需要為此繳納10元的營業稅,1元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其實還不止，我或許還要為地溝油以及其他的問題食品繳納17%的增值稅。每每想起這些，心裏尤其不平衡。

    那麼，身為女人所需要的胭脂水粉呢？

    復旦大學教授韋森為女人們算了一筆賬：目前在中國商場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粧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還有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佔整個女性化粧品零售價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産和運輸環節的政府稅收，比較保守估計，在100元的女性化粧品中，至少有超過50%轉化為了政府的稅收。

    如果很不幸，你渴望擁有的化粧品或服裝是進口的，那麼還要加徵關稅和其他消費稅。

    香港的稅負很輕。我的那些有錢的朋友們都喜歡去香港購物，買蒂芙尼的鑽戒，香奈兒的包包，勞力士的名錶……最沒錢的也會買個LV的包包。

    也許商務部看了會很痛心，這是最富有的消費力在流失，於是説，要進一步降低奢侈品的進口關稅，將消費留在大陸。

    財政部隨即刊文《不應取消或降低奢侈品進口消費稅》，並援引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的觀點稱，奢侈品進口消費稅不但不能取消，還應進一步加強。

    於是，這事兒最後也不了了之。

    有微博説，“香港單身青年年收入17.8萬港元，只需繳稅729港元”。人民日報經過調查後報道説，那是屬實的。這當然讓我很羨慕。我雖然年入12萬，但需繳納的稅收僅個人所得稅就達3872.4元，比香港人多多了。

    而且他們的流轉稅很少，這意味著同樣的錢，他們因為不需要繳納像內地這麼高的流轉稅，因而購買力比我們強多了，生活品質當然也比我們高。

    據説，小汽車是目前國內徵收稅費最多的商品之一。專門研究車船稅的學者許文告訴我説，國産汽車購置環節的增值稅為17%，消費稅為1%～40%，購車稅為10%，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按繳納的增值稅和消費稅計算，稅率約為10%，以含消費稅不含增值稅的購車價格為計稅依據，最高稅負約達70%多；若是進口車，還需要加上25%的關稅。“這樣，稅負是可能超過購車價格的。”他説。

    當然，上述稅負都是按照大排量汽車以最高稅率計算的。使用過程中還要繳納過橋費、停車費、保險費等。2012年1月1日《車船稅法》施行後，大排量的汽車負擔將大大增加，以4.0升以上的汽車為例，其車船稅額將從480元至少上升至3600元，是過去的7.5倍。

    房子買賣的稅費也同樣複雜。據稱，目前涉及房地産的稅種有12項之多，分別為營業稅、契稅、個人所得稅、城建稅、耕地佔用稅、房産稅、城市房地産稅、印花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

    我家裏買了一套140萬的房子，該價格中包含了5%的營業稅7萬元，城市建設維護稅4900元，土地增值稅約為20萬元等等。另繳納3%的契稅4.2萬元，印花稅700元。

　　從第一聲啼哭到入土為安

    我親眼看見我閨密的孩子是如何從第一聲啼哭就開始納稅的。這個小傢伙大量地消費奶粉和尿不濕。長大以後，他大概也無法想象他的父母是如何為他的奶粉和紙尿布納稅的。他每10天消費一罐900克原裝進口嬰兒奶粉280元，每月消費一箱108片的尿不濕165元，這些價格中至少含有17%的增值稅、教育附加費以及城市維護建設費。

    他的父母有些吃不消了。他們意外地發現了一條省錢之道：托新西蘭的朋友每兩月快遞過來一箱進口奶粉，980元一箱，6罐，平均每罐才160多元，每罐還是900 克，而且完全不必擔心“問題奶粉”的問題。

    這也難怪我的一位大男子主義的同事去荷蘭出差，居然為他的女兒帶回來了滿滿的一大行李箱奶粉。

    有時候，我要裝裝有文化的樣子買點書。每月消費大約200元，繳納13%的增值稅26元。偶爾，我也要裝裝小資，看看電影和話劇，聽聽音樂劇，或者是放鬆一下唱唱K，我可能會因此要繳納5%～20%營業稅。

    享樂時納納稅是可以想得通的，但鬱悶的是，我因腹部疼痛去醫院，做了一個“增強CT”，花費如下：西藥費345.70元，照射297.9元，CT 460元，材料 163.31元。公立醫院屬於非營利性機構，免徵營業稅。但我知道，醫院先行採購的西藥、器械、材料所含的增值稅已經轉嫁到了我身上。

    我很嚴肅地想了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需要為自己的死亡行為納多少稅？別的不説，我總需要一個墓地吧，以2.55萬元的價格算，按照租賃行業納5%的營業稅，共1275元。

    至此，我終於完成了人生中最後一次納稅。

    我很認真地回想了一下，我人生中唯一的投資行為大概就是炒股了。我將作為工薪者可憐的積蓄投入了股市，虧得一塌糊塗，但我還必須得為每一次的買賣支出炒股印花稅。

    “我”不是我。“我”是你們中的任何一個。這樣的計算雖不盡精確，但能反映大致。

    統計流轉稅其實非常繁難，例如，你買一瓶飲用水，稅賦主要是17%的增值稅，但你再往前推，運輸環節的油耗稅賦是多少就很難算了。

    不管怎麼樣的不盡精確，但我們至少可以管窺，這些隱秘的流轉稅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如何讓我們的“稅”生活更公平和更有質量呢？“為企業減稅吧。企業的稅負太重，我們的流轉稅太高。如果我們可以大幅度地降低間接的稅負，增加直接的稅負，情況也許會很不一樣。”張斌説。

　　企業篇　中小企業的逃稅生存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郭芳|北京、浙江報道

    虞龍是溫州龍灣區一家製鞋企業的老闆。12月中下旬，他去了一趟廣州出差，僅4天后回來就發現，他所在的龍灣區旅遊局局長王某自殺身亡了，他還發現，身邊又逃跑了6位熟悉的企業主朋友。

    年關越近，有關企業的壞消息越多。

    這些事情表面上多是涉及民間的高利借貸，但背後折射的卻是中小企業艱難的生存困境：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人工工資漲價，融資的成本還在繼續上升，稅負沉重，産品的價格競爭力銳減。

    “今年企業真的很難做，比去年差多了。”僅從鞋業來看，虞龍明顯感覺到內銷和外銷都不理想，“做零售的老闆吆喝到死，今年都沒人買東西”。

    “市場上基本沒什麼生意，酒店也沒什麼生意，娛樂場所更沒什麼生意。”虞龍説，這是溫州目前的現狀。他預計，年底，企業倒閉的現象百分之百要到來。

    這與《中國經濟週刊》採訪的其他多位企業主判斷完全一致。

    溫州市一位職能部門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前段時間，他們專門組織了一次會議，會議要求大家做好企業倒閉現象出現的準備。

    “過年前後，會一直倒下去，基本上沒什麼好的解決辦法。”虞龍想了想，唯一較好的出路或許就剩下減稅了。

　　逃稅與生存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曾在媒體上撰文披露這樣一組數據：今年1—6月份完成的5.2萬億元全國稅收收入中，來自各類納稅人的份額如下：國有企業14.1%、集體企業1.0%、股份合作企業0.5%、股份公司46.3%、私營企業10.2%、涉外企業20.5%、其他7.4%。

    該組數據揭露的基本事實是：在當前的中國，9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於企業法人的繳納。只有不足10%的稅收，是由自然人居民繳納的。

    另有數據顯示，中小企業佔去了企業總數的99%，貢獻了中國60%的GDP、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

    《中國經濟週刊》調查了北京一家典型的文化類中小企業，一般情況下，大約要繳納如下稅項：增值稅、營業稅、文化事業建設費、企業所得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印花稅、車船稅等等。以2010年為例，該文化企業總收入3000萬元，稅前利潤率大約在13%左右即390萬元，扣除所得稅100萬元，凈利潤率在10%左右即290萬元。增值稅、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文化事業建設費、企業所得稅的全年應繳稅額應在355萬元左右，扣除增值稅退稅45萬元，實際稅負310萬元。實際稅負略高於凈利潤。

    這種情況顯然要比浙江的那些中小製造業企業好許多。

    “已經到了不逃稅漏稅就無法生存的地步。”虞龍向《中國經濟週刊》坦言，若嚴格按照納稅標準繳納，像他們這樣的中小製造業企業一分錢都沒得賺。“所以，現在的中小企業所有的稅收幾乎都沒有交齊的。”

    蔡學文是浙江安吉縣一位傢具企業的老闆，他感覺負擔最重的是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稅。“不管你的工廠生産還是不生産，工廠所佔的土地使用稅必須要繳納，基本上按照地段來徵收，有個地區差，平均每平米大約是8到10元一年，企業的面積越大，繳得越多。”

    作為經濟較發達的省份，浙江的土地極為緊缺，土地使用稅大多在全額徵收，而且最近幾年上漲得很厲害。中西部地區在這一項稅的徵收上，多有一些優惠減免政策。

    蔡學文的工廠大約佔地400畝，以每平方米最低標準8元繳納，每年繳納的土地使用稅大約在200萬元左右，分兩次繳納。他的傢具廠每年的産值在5000萬元左右，毛利潤率以10%計，每年的毛利潤大約在500萬元左右，200萬元的土地使用稅要從利潤當中拿出來，還剩下300萬元。

    再除去其他的全部稅費，工廠的凈利潤不會超過2%，即大約只有100萬元。2%～3%，是浙江大多數製造業企業的一個普遍利潤。

    “這還必須得要逃稅，全部交齊的話，連本都保不住，哪有這麼高的利潤？”蔡學文説。

    虞龍的做法是，企業的産值盡可能少報，在生産過程中的像購買原材料那樣的一些流通環節，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基本不開發票，以降低成本，達到少繳增值稅的目的。

    17%的增值稅是製造業企業稅負的又一大塊，它的徵收原理是：銷項稅額抵扣進項稅額之後的差額。企業主們一般會從黑市購買進項稅發票進行抵扣，儘量少開或者不開銷項發票，以此達到少繳增值稅的目的。

    王勇是寧波奉化市一家塑料加工企業老闆，企業的固定資産在1000萬元左右，每年的産值在500萬元到600萬元之間。每年，他大概要購買200來萬元的發票來抵扣增值稅，剩下的300多萬元銷項發票必須按17%繳納增值稅。

    許多像他這樣規模較小的企業很多時候無法享受到進項稅額的抵扣，其實際納稅的稅負水平和名義稅率雖然在13%～17%，但卻與享受增值稅進項抵扣的大中型企業相差無幾。

    他一直想不通一個問題：他的企業毛利潤不到10%，為什麼國家要求繳納17%的增值稅？10%的利潤怎麼可能付得起17%的增值稅？“只能逼著我們逃稅。”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甚至斷言，“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可能會倒閉。”

    王勇所指的“10%的利潤”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部分逃稅所得，例如，進項的時候不開發票，以降低成本價格。做賬的時候，都要做成虧損的企業，所得稅肯定是不交的。

    虞龍就沒有那麼幸運。在溫州，企業被要求賬面利潤必須要做到4%以上。“所得稅肯定是要繳的，如果利潤達不到4%，稅務機關就會稽查你。”這些年，被要求的利潤率不斷調整，從原來的3.3%調整到3.8%，最後調整到現在的4.2%。

    虞龍的企業曾經被稽查過一次，被要求補稅，“一開始要我們補繳80萬，後來經過公關，補了30萬。”他以為，稅率應該降低一些，這樣大家都納得起稅，也不用逃，就都開發票了。

    “即使像那樣逃稅，除去部分不得不交的稅，再除去小微型企業較高的融資成本，一年的利潤也就只有五六十萬元。”王勇説。

    “作為小微型企業，沒有銀行的貸款，也沒有政府的支持，本身的技術含量就很低，利潤相當微薄，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除了提供就業和繳納稅賦，他想不明白為什麼還要做企業，如果不做企業，他幾乎沒有任何損失。

    確實，在資本市場繁榮、房地産昌盛以及地下高利貸猖獗的時候，他一直想把企業關掉變現，進入股市、樓市或者地下融資黑市。“但是國內企業之間的三角債是很厲害的，那麼多應收款在外面，企業如果關掉了，70%的款是收不回來的。我們這樣的企業想退出來很難。”

    王勇説，他也曾想認認真真地做企業，把企業做大做強，但最後他發現這近乎妄想。因為沒有核心的技術，沒有雄厚的資本，想換好一點的機器設備都不可能。

    事實上，確有很多像他這樣的製造業老闆逃離實業，進入了股市、樓市或者地下融資黑市。

    如前所述，進入最為暴利的高利貸市場的一些企業老闆正在付出代價。

    據安吉的一位老闆透露，安吉一家較大的企業浙江金貿竹業傢具公司因涉高利房貸導致資金鏈斷裂關閉了。“老闆已經被控制，數百員工討薪鬧事，最後沒有辦法，好幾百萬的工人工資只能由政府出面支付。但接下來像這樣倒掉的企業會越來越多，政府怎麼辦？”

    “財稅體制如果不改，倒閉或破産的企業會越來越多，失業率會越來越高。”周天勇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説。

　　同樣稅制，不同待遇

    在逃、避稅這個問題上，財務制度較為規範的上市公司顯然要好些。因此他們或許能更客觀地反映中國企業的稅負水平。

    《投資者報》對2009年、2010年連續兩年A股上市公司的稅負狀況做了統計：以2010年為例，全部上市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7.5萬億元。其中超過1.1萬億元用來繳所得稅和營業稅金及附加，對全國全年稅收收入的貢獻度超過14%。2010年整體稅負達到6.36%，而過去十年的平均稅負僅為5.31%，與此同時，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凈利率並沒有顯著提升。企業的稅負不斷在加重。

    不同行業之間的稅負也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僅從2010年來看，稅負最高的是房地産行業，達到了15.12%；金融服務次之，整體稅負超過13%；採掘業再次之，整體稅負為12.5%；稅負最低的是黑色金屬，只有0.88%。

    而且在該媒體的統計中，上市央企的整體稅負超過民企兩倍。

    早在2006年，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的張斌和楊志勇研究就發現，雖然實行同一稅制，但國有與民營企業的實際稅負存在較大差異。私營企業所承擔的稅額大大低於國有經濟。但表面上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稅收負擔較重的背後，是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的規模優勢和壟斷利益。

    納稅500強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與煙草、石化、電力、電信等行業高度重疊，這些行業的高稅負，往往反映了這些壟斷或特許行業較高的利潤水平。由於缺乏競爭，較高的稅負所帶來的經營壓力並不顯著。

    “而且，國有企業常有政策優勢，會直接與相關部門就特殊事項申請予以免稅，尤其涉及到重大事項、重組等。民營企業往往就沒有這方面的優勢。”一位來自稅務稽查機構的工作人員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説。

    張斌他們分析，民營企業相對較輕的稅收負擔是與稅收徵管、納稅成本以及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經營壓力聯絡在一起的。

    因此，私營企業逃避稅收的動力雖遠強于國有企業，但即使這樣，也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困境，尤其在那些門檻較低、競爭激烈的行業和領域。

    姜慶國是浙江一家物流公司的老總，主要業務是國際物流，包括航運和海運。他一直不敢涉足國內物流業務。

    在物流業的各項稅賦多達12種，而且重復徵稅的現象頗為嚴重，以倉儲為例，重復納稅的比例甚至高達50%。

    事實上，中國的中小企業除了法定的稅賦之外，還要承擔各種額外的收費和罰款。

    去年6月，國務院為制止各種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亂攤派，確實減輕中小企業的非稅負擔，還專門成立了由工信部部長李毅中任組長，監察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公安部等逾10個部門的副部級官員擔任成員的“減輕企業負擔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減負”行動的力度可謂前所未有，但地方執行的效果仍有待檢驗。

    周天勇預測：如果不能切實降低小微型企業的稅負，杜絕政府各行政機構和行政性事業機構的各種收費和罰款，未來兩年將更加困難。

    10月，國務院出臺了促進小微型企業發展的“國九條”，其中包括提高小微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徵點，延長並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政策，三年內免徵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貸款合同印花稅等等稅收的優惠政策。

    但在那些企業主看來，這些優惠政策仍然只是杯水車薪。

    周天勇也表達了他的擔憂：國務院的政策，會遇到地方財政稅收部門、銀行部門和政府各收費性的行政及行政性事業機構的強烈抵制。就這點政策，能否落實到位，還是一個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