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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膨脹的龍文教育集團(下稱龍文教育)在融資4.5億後,吶喊出上市的口號。而在其圍獵式擴張的背後,高速成長帶來的詬病讓龍文看起來有些亞健康——畢竟,在育財和育才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上,它可能“跑”得稍有偏差。
新金融記者 郝博聞 曹曉龍
校區
龍文校區的房屋面積要求租三百平方米左右,因為校區的營業執照多是某某龍文信息諮詢有限公司,並不是正規的培訓營業執照。
又一家民營教育機構計劃要上市,這次是龍文,並且可能是A股。
12月22日,龍文教育拿到了信中利資本集團4.5元億人民幣融資,在新聞發佈會後的媒體採訪中,當董事長楊勇説出“打算兩三年後,龍文教育上市”時,一切看起來似乎順理成章:這家教育機構誕生的時間僅為5年多,卻達到了200%的擴張速度;這種令人咋舌的數字還包括全國52個大中城市的1000多家分校區,兩萬人的經營型師資團隊,還有源源不斷的招生以及有序的內部管理——這些令所有人羨慕的資源如果不放到股市上大顯身手,實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對外界來説,龍文的數字的確引起轟動。在4.5億元融資發佈的轉天,這個資本數字裹挾著龍文的名字已經遍及網絡。
一切看起來似乎特別美好。在沒有上市之前,在沒有公佈年報季報這些紛雜的報表之前,在網絡上搜索龍文教育幾乎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比如滿屏飄蕩著“師資雄厚”、“誠信”還有“感恩”的字眼;在一篇文章中,龍文教育扛起了為民族負責的大旗,除此之外,那些招聘老師的廣告也非常惹眼,而這恰似彰顯了一種生命力。
龍文雄起,這在民營教育界幾乎是一個神話——比如沒有新東方俞敏洪那樣動輒人生大問式的演講,其董事長楊勇曾向媒體表示,自己曾是一名公立名校辭職的教師,後來在一對一個性化教育市場中開始創業。而這種名師下海的故事,在坊間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龍文的老闆據説曾經開過連鎖酒店和地産仲介,而這種令所有當下民營企業家羨慕的轉型,現在已經無法查證。
在另一方面,龍文還缺少佈滿大街小巷的巨幅廣告,這也不足以證明龍文“沒實力”,僅僅那則由倪萍代言的廣告——這幾乎能讓龍文以一種樸實、向上、健康的形象示人,並且,數量繁多且鶴立雞群的龍文教育學校招牌,已經向所有人宣告——龍文在打一場圍獵式的擴張。
尤其是龍文的校區——那些盤踞在底商,像極了房産仲介的龍文學校,它們頑強地生存,極少離開地表搬到兩層樓以上的位置。而那些盤踞在城市寫字樓裏多如牛毛的民營教學機構,它們在外墻玻璃上張貼自己公司的廣告吸引路人——這顯然不包括龍文,它是那種更擅長讓人不抬頭就能看見的學校,在居民區裏,在中小學旁。
有人估算過,龍文校區開辦的成本很低。這一點得到了證實——曾在福建某市做過龍文校區主任的劉炳新對新金融記者説:“租金一般都是控制在一個月七八千元錢左右,有轉讓費的房子一般不考慮,租金不能超過兩萬,每個校區標配一部臺式電腦和一千元左右的文具用品和租來的影印機,此外還包括一個諮詢室,一個主任室,一個學生作業吧,二十幾個面積不大於1.5平方米的一對一教室,簡單的老師工位和採購價不高於一百元的學生課桌椅。”
這恰恰是龍文擴張的基底——小成本。但別忘了它的圍獵模式,因此廣告費用不能省,先期要投入兩萬左右;而對於有競爭對手的區域,校區的投入會適當增加。
看起來似乎也並不差,小規模、多建校的模式為龍文拉出一個長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龍文幾乎隨時都能出現在視野中,但校區的面積卻為龍文的“合法圍獵”打出問號。
“教委要求培訓機構的營業面積是四百平方米以上才給發放‘教育培訓資格證書’。”劉炳新説,“而龍文校區的房屋面積要求租三百平方米左右,因為校區的營業執照多是某某龍文信息諮詢有限公司,並不是正規的培訓營業執照。”
但這一點似乎産生了分歧。在另一邊,12月22日那個4.5億元的龍文融資發佈會上,龍文董事長楊勇對新金融記者説:“(建校區)成本50萬到70萬。我們完全是直營,沒有加盟。資質方面,我們在海淀區已經拿到,在主要城市已經拿到。”
但楊勇還説:“除非是別人拿不到我們也沒辦法,工商跟教委的都有。”
人才
甭管你是人才、是人還是鬼,抓過來我就用。邊用邊培訓,你現在不合格,我培養一段時間不就合格了?通過這種方式,我跟一些鬼説,往我這裡走,我就能讓你投胎做人。
煙幕彈就這樣産生了,令人捉摸不透,這的確是龍文擅長的事情。
在龍文使用狼群戰術,開始吹響自己攻城略地的號角,並收到一定成效的時候,其同行還莫名其妙地猜測——他們是怎樣在數月之間將校區遍佈城市的?
這樣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起初被認為是“加盟”。一位天津民營教育界人士向新金融記者透露,“起先我們都認為是加盟,後來發現全都是直營,並且每個校區主要有三個人進行日常的管理和諮詢招生。
顯然,沒有學生或家長對校區的實際人數表示過質疑。這是小成本運營的高境界,通常,一個校區由校長、接待和一位諮詢師組成,這足夠應付前來諮詢的家長,因為還有不計其數的老師在內——他們都被算作應對家長的利器。
他們都是販賣“教學漏洞”的高手,在面對家長時,只要問一下幾年級,就能將孩子現在的課程進度、考試要領和課程重點全盤托出;接下來是一套“學生問題測評系統”,用問卷方式對學生現在的不足進行分析。這一切專注于如何引發家長對孩子目前學習狀況的擔憂,繼而用補習來填補漏洞。
這套系統劉炳新曾經拿給懂行的朋友看,得到的結果並不出乎意料:“評測系統號稱投入了千萬元,聯合北師大資深教授開發的。我朋友看後認為根本就違背了測評的很多規律。就這一套漏洞百齣的測評系統,還竟然有很多一對一的機構派探子盜竊。”
如果説評測系統能夠馬上“測試”出學習漏洞在哪,這理所應當受到歡迎,但得到一份報告實屬不易。機構的評測人員往往會告知家長自己沒有能力分析,必須傳到北京某個性化教育研究院去分析,兩三天后出報告。但實際上,“根本就不需要去什麼研究院,電子檔的模板就在諮詢師手上,隨便粘貼一下就可以出一份報告。”劉炳新説,“你要當場報名了這報告就好多天也出不來,當場報不了兩三天后就當做再次預約你過來的一個由頭。”
一些潛在的“客戶”——那些在學校裏掙扎的孩子的家長,在諮詢師專業的表述和評測報告面前,很少能將恐懼心理放置一旁驚醒理性分析,一種望子成龍的想法心照不宣在報告與專業教學名詞中,而諮詢師——這些被業內稱為忽悠專家的人將從中拿到不菲的提成。
因此,2%到4%,這相對高昂的提成也成為吸引人才的目標——這是龍文“成功”的一個訣竅,楊勇在新聞發佈會上對媒體的解釋,可以更為深刻地定位成功學在其學校裏的應用:“甭管你是人才、是人還是鬼,抓過來我就用。邊用邊培訓,你現在不合格,我培養一段時間不就合格了?通過這種方式,我跟一些鬼説,往我這裡走,我就能讓你投胎做人。結果有的鬼來了,其他鬼看見真的做人了也來了,我就有人了。
站在更高的高度,我手裏拿著金條,跟他們説,你們跑得快一點,爬上來我就給你金條,在過程中我教給他方法。這樣一來無名之輩普通人終於成功了。現在都是人才了。”
一切都決定於速度,人才的安排都可以被解釋為抓取,楊勇面對媒體説龍文基本上“不挖人”,但民營教育界的跳槽可謂嘆為觀止,“在這行幹四五年跳兩三家公司很正常,基本都是同領域跳槽。”天津一位民營教育界業內人士説。
然而,在高提成的龍文教育學校中,人員流動最大的往往是教師。不僅劉炳新,一些業內人士也一再證實,“教育機構宣傳的名師培訓是最不可信的一點,基本上都是招收大學生當老師,而這一點,也不是龍文獨有的。”
在福建某市的龍文學校,老師課時費通常在一個小時50元左右,諮詢師抽成在2%到4%,而其抽成部分的2%會到校區工會,另有2%給市場操作員。“這個數字,在大中型城市可能會高一些。”劉炳新説。
管理
“共享收益”的模式則是一個學生的課時費由諮詢師、主任、教務和老師來按照比例分成,利益均沾的模式,“這樣的模式是建立在對學生家長高課時費的基礎上。”劉炳新説。
很難確切地將龍文每一個問題概述清楚,而這些問題披露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公平地講,龍文面對的部分問題也是中國民營教育的癥結。在網絡上,一個由離職民營學校教師組成的QQ群裏,一句話最為擲地有聲:龍文或者中國民營教育的管理,應該為民營教育畸形負責。
這句話也不偏不倚地砸向龍文的死穴。因為高度擴張,龍文不得不大量招募行政人員和教師,而一對一的教學模式,需要一個校區內的教師達到每個學科都對應。
“這不可能,”一位在廈門從事民營教育的教師認為,一個孩子來補習物理,而校方如果告知物理老師有事沒來上班,唯一的解釋是“根本就沒有物理老師”。
“當然,物理老師很快就會來,因為幾天甚至一天之內就能找到‘老師’,而‘老師’的資源當然很多,在校大學生就是。”
這種亂抓壯丁的方式,被劉炳新解釋為“管理混亂”。其結果是,“老師”和行政人員都不得不把賺錢放在頭一位而缺少了更為長遠的安排。
甚至,一對一的教學也被認為“不適合中國國情”。這甚至被表述為龍文的致命傷——“其他的教育機構是有8個學生左右的精英班和大班,適合中國國情,龍文這樣的收費標準是只適合非常緊迫的病急亂投醫的學生家長,並且這些在龍文內部是達成共識的。”劉炳新説。
在龍文對於校區的管理上,一個大區校長管理一到三家學校,因為不是每個校區都能夠賺錢,校長也不必強求每個校區都盈利,因為,校長是不投資校區的,所有的錢都是總部給,而主任是單個校區的實際管理者,月薪在2000元左右,並有業績提成。
“有時候,一個校長也會參股校區的建設,年底的分紅會高一些。”劉炳新説。
對龍文一直引以為豪的“魔鬼訓練營”,劉炳新的表述為:“沒有參加這樣的培訓,今年10月份在廣州進行了一次這樣的培訓,其實就是軍訓模式。”
龍文董事長楊勇則對訓練老師充滿了激情:“甭管你是優秀老師,還是差點的老師,在進入基地之前,必須考一次試。95分以上的你可以12點睡覺;80分以下的你簡直是誤人子弟,3點睡覺;這就是魔鬼式的訓練,我們第一批學員出來以後就有兩個精神有問題的。”
一切看來都猶如虛幻,楊勇在發佈會上所説的激勵制度,被解讀為壓榨,“老師的工資是試用期1200元,要完成30個課時的教學,正式員工的工資是1500元,要完成30個課時,超過部分按課時來付工資。”
而津津樂道的“共享收益”模式則是一個學生的課時費由諮詢師、主任、教務和老師來按照比例分成,是利益均沾的模式,“這樣的模式是建立在對學生家長高課時費的基礎上。”劉炳新説。
劉炳新今年12月從龍文辭職,在他所在的城市,還沒有一個校區達到盈利,“主要是因為校區沒有有效的盈利模式,”他説。
這一點,在龍文董事長楊勇的回答中卻截然相反:“1000多個學區基本上70%盈利,據我們對行業的了解,基本上一個教學點開到半年以後就會逐步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