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監管本應具有前瞻性、恒定性，起碼應做到中期不動搖。但是，對於我國而言，銀行業監管的“朝令夕改”或“隱性放鬆”，卻已成為常例。

　　原定於2012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銀行業監管新標準，除今年５月先行出臺的杠桿率指標外，資本充足率、撥貸比和流動性指標至今仍未明確。

　　離2012年1月1日不到一週，銀行業監管新標準仍然沒有出臺跡象。這或許表明監管新標准將被推遲，換言之，從嚴的監管新標准將可能被放鬆。

　　實際上，銀行業監管“朝令夕改”或者“隱性放鬆”，時有發生。以銀信合作為例，早在2010年上半年銀信合作突破2萬億後，為避免信貸管控徹底失效，銀監會隨即于當年7月緊急叫停銀信合作，並於當年8月發佈“72號文”（要求將部分表外資産在2011年轉入表內），今年1月24日銀監會再次發佈《關於進一步規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的通知》，但時至今日，應於今年內轉表的銀信合作資産1萬億元，仍有近一半沒有執行。

　　一直以來，“朝令夕改”或者“隱性放鬆”，不僅表現在我國銀行業監管，還表現在貨幣政策的“變幻不定”上。這種境況的根源是，從初衷看，可能出於遷就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但實際效果看，卻縱容了商業銀行的趨利衝動。

　　無論是“朝令夕改”，還是“隱性放鬆”，均是我國銀行業監管不嚴的痼疾，亦是我國銀行業風險積聚的變相推力。

　　如果説，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前，因貨幣發行、信貸管控和風險監管均集于央行一身，從而易形成銀行業監管功能的邊緣化。但是，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後，且其時五大行已通過注資、改制、引資恢復“健康”，銀監會的監管功能即不僅應該體現在形式上，更應該體現在實質上。而在2007年主要商業銀行幾乎均已上市後，為防範具有“公眾公司”屬性的商業銀行風險，我國銀監會的監管功能則更應強化。

　　雖然，自銀監會成立後，相關監管指標越來越高、監管門類亦越來越多，但是因實質性監管的缺失，“隱性放鬆”一直貫穿其中。更為嚴峻的是，因受經濟增長、以及商業銀行趨利的掣肘，許多勢在必行的監管政策，往往最終不得不“朝令夕改”、或“隱性放鬆”。

　　雖然我國經濟遭遇到下行壓力，需要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予以支持。但是，這不應成為我國銀行業監管“朝令夕改”、乃至“隱性放鬆”的理由，這不僅因為對監管標準的不嚴肅，將可能造成我國銀行業監管功能的弱化；更因為我國當下銀行業實質已經危機重重，房地産貸款、地方債務以及銀信合作等表外業務已經積累了逾40萬億元的風險敞口，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銀行業監管如果再遷就于經濟增長的需求、或讓步于商業銀行趨利的衝動，其結果將不是經濟增長的相對受挫，而是我國銀行業、乃至整體經濟系統性風險的引爆。（楊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