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進峰

　　經過兩年的漫長等待，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或將迎來政府新一輪500億美元的注資。

　　12月22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稱，中投公司有望獲得500億美元的政府注資，最終方案有望近期公佈；同時，相關部門就中投注資機制達成協定，該協議確立了一個長期框架，中投每年可從中國外匯儲備中獲得穩定注資。

　　若上述消息屬實，則意味著今年5月12日中投公司監事長金立群對外宣稱的“中投已經獲得穩定連續的注資機制”一事，將塵埃落定。

　　與中投獲得外儲注資的同時，掌管中國3.2萬億美元龐大外匯儲備的國家外匯管理局亦在醞釀推出新的外匯投資機構。12月20日，接近央行的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新設立的外匯投資機構或在中央外匯業務中心轄下，初始規模在3000億美元左右。

　　此前有消息稱，央行即將試水兩隻海外投資基金，將按投資地域劃分，分別命名為“華美”基金和“華歐”基金，分別投資美洲市場和歐洲市場。

　　“中國這麼大的外匯儲備，應該打破常規，嘗試多搞幾個類似于CIC(中投)的機構。”上述權威人士稱，外匯儲備投資機構的多元化，有利於形成一個相互競爭的格局，這對外儲投資保值增值更加有利。

　　種種跡象顯示，進入2012年，央行正嘗試向推進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方向做出更多努力。

　　“被迫”的多元化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23號平安大廈，“中央外匯業務中心”辦公所在地。這棟低調而奢華的大樓遠離國家外匯管理局總部所在的阜成路18號華融大廈，卻是掌管中國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樞”。

　　這家“超人公司”實際為外管局下屬事業單位，與外管局儲備司實為“兩張牌子、一套人馬”。為數不多的公開資料顯示，多年來，中央外匯業務中心以“規範化、專業化、國際化”為目標，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以投資基準為核心的經營管理模式，確保儲備資産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

　　中央外匯業務中心下設綜合處、戰略研究處、投資一處、投資二處、投資三處、投資四處、風險管理處、清算處、會計處等處室，編制約為200-300人，若以個人平均管理資産計，平均每個人管理資産規模在100億美元以上。借用社科院金融所一位學者的話説，“平均每個人管的錢就相當於華爾街一家響噹噹的外匯投資基金。”

　　“兩三百人管理三萬億美元的外匯資産，而且還對所投的資産有高級別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要求，投資主要對象只能是寥寥幾種固定收益類産品，主體是美國和歐元區的國債和機構債。”在今年5月份社科院金融所的一次內部討論上，有兩位學者如是總結道。

　　數據顯示，儘管中國10月份持有美國國債環比略減142億美元，但1.1萬億美元的持有量仍居第一，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一債權國；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元貶值已是長期趨勢。

　　“未來，不管美國是增發國債，還是通脹，對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産來説都面臨購買力縮水。”在上述內部會議上，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員張斌、張明指出。

　　因此，3.2萬億美元外匯資産投資收益普遍被學界指責為“靠天吃飯”，主要看美聯儲和國際金融市場大環境的臉色；但以目前外管局儲備司有限的二三百之人力，就算每人均像超人一樣工作，也不可能對目前的投資結構帶來實質性的改變，除非是展開大規模的多元化委託理財。

　　2011年3月份，“兩會”新聞發佈會上，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管局局長易綱向外界坦言，中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官方外匯儲備。

　　“多年以來一直在推進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從多元化上講，一是在幣種上多元化，包括一籃子貨幣，主要的可兌換貨幣、儲備貨幣、新興市場的貨幣我們都有。同時在資産上也在推進多元化。只要資産符合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要求，我們都會予以考慮，然後進入一個嚴格的在防範風險前提下的投資程序。”易綱表示。

　　儘管外儲投資多元化已成各界共識，但具體操作方式卻一直爭議不斷。

　　僅以幣種多元化為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元一度貶值，佔外匯儲備三分之二的美元資産備受“縮水”指責，包括央行內部和學界的不少人士均指出，應削減美元資産，減少美債頭寸。

　　不過，正如中信銀行副行長曹彤接受採訪時所言，“這麼大的外匯儲備，離開了美國國債的配置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沒別的更好的投資渠道。這是由目前全球貨幣結構決定的。全球貨幣結構中，美元佔到將近70%，歐元佔20%多，其他小幣種不到10%，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背離這個大結構。”

　　至於資産多元化，近年來爭議也不小，央行內部聲音也不一致。早在2010年初，時任人行瀋陽分行行長的盛松成曾公開撰文稱，中國用外匯儲備直接投資石油等戰略物資是必要、可行的。

　　不過，市場容量仍然是外匯管理當局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今年6月份，外管局副局長王小奕公開表示，用外匯儲備購買大宗商品是不現實的；他進一步解釋道，2009年，我國外匯儲備額已經相當於當年全球黃金市場價值的22倍、當年全球鐵礦石産量的12倍、當年石油産量的1.2倍，而這些資産每年供需缺口則非常有限。“現在每年黃金供需差僅300噸，價值138億美元。這意味著大規模採購黃金就會迅速推高黃金的價格。”

　　比“華安”要積極

　　如此一來，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尤其是投資機構多元化成為了新的突破點。進入2011年，有關設立新的外匯儲備投資機構的傳聞不絕於耳。

　　2011年4月份，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清華的一次演講上表示，“從(外匯儲備)管理上，誰都知道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而其中一種辦法，就是考慮設置一些新的投資機構，專注新的投資領域和新的投資風格，這其中包括中國投資公司(CIC)。”

　　是次演講上，周小川一句，“具體下一步會怎麼做，我不能説太多”，給市場留下了無數遐想空間；隨後，媒體報道爆出，央行正打算按專業分類成立外匯儲備投資基金，包括能源基金、貴金屬基金等，同時也在研究成立外匯平準基金的建議。

　　這裡的技術性問題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多元化才能更好地實現目標：是財政部管、央行代管，還是中投公司這樣的機構代管？是像市場傳聞那樣，在外匯資産池子中按照商品類別推出諸如能源、貴金屬之類的分類投資基金；還是按照區域劃分，推出諸如美國基金、歐元區基金、東亞基金、非洲基金之類的分類投資基金？

　　直到最近的“華歐、華美基金”消息傳出，周小川口中的“下一步”才有了眉目，央行最終有可能選擇按照區域劃分的分類投資基金，推出諸如美國基金、歐元區基金、東亞基金、非洲基金等。這或許是央行的最佳選擇。

　　12月22日，長期研究主權財富基金的工銀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陳超向本報記者表示，按地域劃分的分類基金模式，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增設新的外匯投資機構，加入競爭，可以提高外匯投資的投資效率；另一方面，按照區域劃分，又可避免過度、重復競爭。

　　在陳超看來，相較于其他模式，新設立的外匯儲備投資機構置於央行轄下更加合理，原因有三：一是貨幣當局的資産負債表中，外匯儲備在資産方，對應的負債方則是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即央票，而央票是需要還本付息的，因此放在央行下面管理是合理的；第二，從實際投資面臨的外部政策環境而言，在央行下面比獨立出來要佔優，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對外匯儲備投資均有一些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相反，主權基金則面臨各種管制，也沒有稅收上的優惠。此外，從外部監管環境看，主權財富基金很敏感，在信息披露上要求也較為嚴格。

　　此前有媒體也援引消息人士稱，“這兩隻基金的運作方式將類似于中國外管局已經在香港設立的投資公司華安基金。”

　　資料顯示，華安投資成立於1997年6月2日，註冊資本1億港元，英文全稱是“SAF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為外管局在香港註冊的外匯儲備投資平臺。華安投資公司章程顯示，華安投資可以代表外管局進行外匯儲備投資，在全球範圍內管理投資基金，以及投資各種金融工具，包括證券、外匯和商品等。

　　2008年，低調的華安投資因對英國股市的投資一度受關注。據國外媒體報道，截至2008年8月底，華安投資已分別持有幾十家英國上市公司股權，其中不乏英國石油公司(BP)、英國第二大保險公司保誠等知名企業；其持股比例均在1%以下，投資合計金額約數十億英鎊。

　　2009年3月，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一份研究報告，使得一向低調的華安投資浮出水面。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華安投資管理的資産規模高達3471億美元，僅次於兩個中東國家的基金——阿布扎比投資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和沙特阿拉伯的SAMA Foreign Holdings，其規模在全球主權財富基金中排名第三；在同一排名錶中，中投排名第八。

　　陳超分析，從投資策略上説，未來外匯儲備投資應該更加積極，可投向風險更高的資産；同時，除了債券之外，應該更多考慮公開市場股票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直接項目投資；行業上可投向能源、基礎設施、科技型企業等。

　　在社科院金融所上述兩位學者看來，外匯儲備最高管理機構不宜分散，外匯儲備管理需要有個大管家。

　　“毫無疑問，競爭機制非常重要，是效率的根本保障，但競爭機制主要是在子基金和孫子基金層面上，而不是最高管理者層面。最高管理者應該是一個研究型部門，主要考慮什麼才是符合未來公眾利益的投資目標，如何根據環境變化調整目標，以及資金在不同的大的板塊上的分配，不負責具體投資項目。”上述報告稱。

　　在上述兩位學者看來，就目前中國情況而言，央行專門成立一個傳統外匯儲備資産職能以外的外匯投資基金，或者是改革後的中投公司，一家足矣。

　　中投新使命

　　然而，龐大的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之路面臨的現實博弈，亦令部分觀察人士對央行此舉持保留態度。

　　一位社科院學者向本報記者坦言，一方面，阻力在於打破現有的制度格局涉及很多利益協調問題；另一方面，這樣的改革世界上沒有先例，“中國貨幣當局管理如此龐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也擔心風險。”

　　而在中投注資一事上，曠日持久的討論更凸顯外儲投資格局的眾多利益博弈。

　　早在2009年末，就曾一度傳出中投有望獲得2000億美元再注資的傳聞，不過，直至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投公司副總經理、首席風險官汪建熙表示，中投的資金已經全部投資出去，並且一直在申請新的資金，這一問題才真正浮出水面。

　　今年5月份，《新世紀週刊》援引消息人士稱，最終的注資方案可能仍然沿用2007年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儲的方式，而注資將不再採用一次性方式，有望形成一個長久的注資機制。

　　沒有人質疑中投公司在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上述社科院學者告訴記者，早在2007年左右，由時任所長李揚挂帥的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團隊，就當時外匯儲備管理改革提交了多份課題報告，提出不少建議，其中之一便是將中投公司發展成為改革現有外匯儲備管理格局的切入點。

　　“但最終中投成為了一個不太成功、不倫不類的改革結果。”上述社科院人士嘆息，在上述方案中，參照韓國、新加坡經驗對外匯儲備資産實行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從2009年開始，中投在投資行業、投資地域、投資方式等方面已經比較充分地多元化，最近兩年的海外投資業績與國際同行相比也不遑多讓。

　　陳超認為，主權財富基金應以直接投資為主，“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亦應發揮其比較優勢，重點配置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為主，採取集中持股投資為主，側重非上市私營公司的投資策略。”

　　然而，正如社科院上述兩位學者指出的，中投迄今為止依然面臨著以下問題與挑戰：第一，沒有明文規定，未來中投的投資本金與收益究竟用來幹什麼。很多國際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最終都用於補充養老金或彌補財政預算虧空。但中投的資金去向目前依然不甚明確，中投的合法性令人質疑；第二，中投的資金來源模式是財政部用發行特別國債的收入與央行的外匯儲備資産置換而來，但由於財政部不是中投的股東，財政部最終依然要求中投公司為特別國債支付本息。那麼2000 億美元資産究竟是不是中投公司的資本金？第三，最終中投與匯金是否還是應該分拆？

　　這一切仍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