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在這15年裏翻了10倍。”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我們的政府“真貴”。2010年中國8萬多億的財政稅收和今年的10萬多億稅收，大概相當於4.3億城鎮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農民的純收入做一個基數，今年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相當於14億多農民的收入。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數量沒有14億也沒有15億，大概只有7-8億農村人口。

　　從中國這些年財政稅收不斷地擴張的情況來講，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在這15年裏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脹大概只增長了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了1.7倍。

　　與中國情況對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國。

　　所有的美國人交給聯邦政府的稅收，在1950年的時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這樣的水平。這中間總體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動的，從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大概相當於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相對GDP來説，比過去50年整體上都比較低。這也體現了美國在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為了刺激經濟不斷地通過減稅的方式，包括減少個人和家庭稅負的方式來刺激經濟。

　　尤其是我們把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話，在1950年時，美國的企業稅是當時GDP的4%。2010年美國企業所交的稅額只有GDP1.8%，相對於GDP來講，美國企業稅收負擔在過去60年減少了60%左右。如果我們以美國所有公司的總利潤作為一個基數的話，1950年的時候美國企業總的稅負是當時美國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總利潤的45%，那是1950年的時候。到2010年，這個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説美國企業所有的稅加在一起去年是相當於總利潤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減少了將近60%的稅負。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趨勢，美國還富於民，在過去60年不僅沒有發生變化，反而把還富於民的制度哲學和建國哲學更強化了。

　　我們大家過去一兩年看到了美國國債越來越高、財政赤字越來越高的局面，不是説因為美國越來越窮了。就像兩個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説，我88歲的母親在湖南的農村給她打電話説聽説美國沒有錢了，你叔叔在美國怎麼辦？是不是我們要給他提供一些幫助？因為我母親看電視也看得太多了，從中央電視臺還有其他的電視頻道，每天都在説美國政府沒有錢了。在中國的老百姓包括我媽媽看來，政府沒有錢了就是人民沒有錢了，就想到我兒子也沒有錢了。美國政府可以沒有錢可是老百姓有錢，而中國是相反的。在美國，政府沒有錢，但百姓的日子照樣可以過得很好，因為還富於民是更大的道理，這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歐洲國家過去五六十年，稅負基本上維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現了歐洲國家現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國債、高稅負。而中國是“一高兩低”——高稅收、低債務、低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目前不僅僅徵稅很多，而且也是最大的“資本家”和“地主”。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正因為國家擁有太多的資産和收入，所以出現國富民窮的現象，中國經濟的增長更多地依賴於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因為國內的民間消費增長相對比較艱難，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這樣的一種國富民窮的情況下，就出現了我們計劃經濟和蘇聯計劃經濟時期的情況，工業會得到很多的發展，很多的高樓大廈、形象工程，而服務業發展會非常地艱難。

　　根據我們的研究，一個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法治水平往往就越低。無論是從數據來看還是從學理上，我們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治跟國有經濟很難兼容，這一點尤其是我們做民營企業的人能更親身地感受到。

　　我們看到當國家太富有了以後，不僅僅給國家提供了與民爭利的空間和機會，反過來對我們今天關心的民主法治和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的願望來説絕對是“幫倒忙”的。這個道理講起來很簡單，政府非常有錢的時候，政府的權力跟民間社會的權利博弈的時候，肯定是公權力會更勝出的，因為政府太有錢也用不著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轉移支付和各種其他的項目給我們多施捨一些，你那時候還會跟公權力討回自己的權利嗎？這是非常不對稱的地位。

　　讓我們再重新思考一下，讓政府徵更多的稅擁有更多的財産，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稅收政策，最終是更有利於民間社會的壯大，還是更有利於政府權力的擴張？同時使得跟關係、權力更靠近的人有更好的發財致富的機會？

　　總體上，我是希望每個人能記住不管是對轉移支付寄予的希望還是通過各種稅收來調節收入，在沒有財政民主之前千萬不要輕易地又推出新的稅種，應該把現有的稅种先減下去，才有可能談新的稅種的推出。

　　(以上是陳志武教授在NetEase經濟學家年會上的演講 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