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麗濤

　　深圳龍崗區一棟農民房的兩室一廳裏，47歲的熊師傅和五個老鄉住在一起，他們的職業是風鑽工。

　　在高速發展建設中的城市，每個建築工地風鑽工都不可或缺——他們的工作是先用風鑽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藥爆破，在堅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三米不等，深達數十米的孔樁，然後在孔樁裏澆築鋼筋混凝土給高樓大廈做地基。

　　深圳風鑽工首次進入公眾視野是在2009年，上百名來自湖南耒陽、張家界的風鑽工因長期在工地無防護作業，患上塵肺病，因和建築工地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維權舉步維艱。

　　兩年過去，風鑽工人的工作現狀並未得到改善。2011年9月10日至10月18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師生組成的“北大清華塵肺病調研小組”通過到進行風鑽作業的五個建築工地實地調查發現，工地上勞動合同簽訂仍為零，社會保險、勞動保護等狀況仍未改善，塵肺病致死的接力棒還在風鑽工人之中傳遞著。

　　農村裏的“高薪”職業

　　建築工地的工作，從來都是老鄉帶老鄉，風鑽工也不例外。

　　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2003年的十幾年時間裏，湖南耒陽的農民工基本壟斷了這一行業，深圳很多標誌性建築，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市民中心等，都是耒陽人用風鑽打下的地基。

　　2000年前後，湖南張家界桑植縣的風鑽工也加入了這一行業。熊師傅説，相比農村種田，在工廠流水線上打工，風鑽工屬於“高收入”。

　　他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算了一筆賬，風鑽工按照鑽出的土石方量計算工資，一個技術工一天鑽10米，相當於17.6方的土石，一方30元，一天的工資500元左右，除去請小工、雜工的工資，一天能剩300元左右，因為工期有限，一年能做滿三分之一的話，一年至少有3萬～4萬元收入。

　　在家務農的收入與之相比微乎其微，熊師傅家一家四口，每人三四分地，一畝打700斤稻穀，100斤稻穀，最多70斤大米，一季稻穀收入1500元左右，一年兩季粗略收入3000元，再加上其他收入一年一個家庭頂多收入5000元。

　　相比之下，風鑽工成了農村裏的“高薪”職業，即使沒有經驗，做學徒也相對容易，他們拉著一個又一個親戚朋友來分享這份“高薪”，希望能一起過上“漂漂亮亮的生活”，“一家四口都出來打工一年也能掙10萬，回去買大米吃能買回多少？”熊師傅説。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湖南耒陽、張家界的風鑽工分佈在深圳、海南、珠海這些改革開放較早的沿海城市，想實現他們富裕生活的夢想。

　　曾經年輕的他們認為只要出力，就能掙到錢，沒想到陷入了“塵肺病”的泥淖，甚至葬送生命。至今，湖南省耒陽市導子鄉雙喜村已經有十多名風鑽工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齡40歲。塵肺病的陰影和死亡的恐懼籠罩著這個邊緣小山村，村子被扣上“寡婦村”的名號。過去十幾年，湖南張家界桑植縣30多個鄉的上千人也先後加入深圳風鑽工的行列。

　　“北大清華塵肺病調研小組”在2009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留深塵肺工人中30～35歲的佔8.2%，35～40歲的佔22.4%，40～45歲的佔24.5%，45～50歲佔30.6%，50～55歲的佔10.2%，95.9%都處於法定勞動年齡。他們的平均年齡為42.4歲，最小28歲，最大57歲，集中分佈在30歲到55歲之間；去世的工人年齡分別為28、36、43、43、53，平均死亡年齡為40.6歲。

　　“老闆”的口頭約定

　　熊師傅説，工地上的工人完全沒有職業病防治意識，老闆發一個兩三塊錢的口罩，有的工人帶十幾天都不換，塵土飛揚的工地，風鑽工們一天干下來就成了土人，鼻子嘴巴裏全是灰，吐出的口水都是泥巴。在他們看來，年輕身體好，不會有什麼問題。

　　有些“愛乾淨”的、關心自己身體的人，會自己製作防護口罩，一個普通的口罩先墊一層濕紙巾，再墊一層海綿，這樣的土辦法可以過濾一部分粉塵。

　　濕紙巾需要自己買，有些工人嫌麻煩，熊師傅沾了“愛乾淨”的光，十年風鑽工他被診斷為矽肺一期，“不像其他人那樣嚴重”。

　　對職業病風險的毫不知情，讓他們一直毫無保護地工作，直到有人得了塵肺病，生活難以為繼，生命垂危。

　　熊師傅説，風鑽工是哪個工地有活兒幹，就往哪個工地去。從2002年開始，他輾轉在中人爆破、宏昆爆破、華西工程爆破、和利爆破、龍城爆破等公司工作，還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公司。

　　名曰“工作”，其實是沒有勞動合同的臨時工。風鑽工行業沿襲老鄉帶老鄉的模式，一個風鑽工跟“老闆”熟，隨時打個電話就能帶著一群老鄉去接活。

　　熊師傅説，這個行業因為是技術工，一般很少拖欠工資，工期不長，一般3~5個月完成任務，工期做完3~5天內全部付清工資。最初合作還會和“老闆”簽上白紙黑字的協議，但是和“老闆”合作熟絡後，一般都是口頭約定。

　　風鑽工們口中的“老闆”不一定是爆破公司的工作人員，而是能從工地上承接項目、有關係有資金的人，他們接下項目後，挂靠在爆破公司，向爆破公司交一定的管理費，組織一批風鑽工來作業，項目結束後，負責結算工人工資。熊師傅説，在深圳有一群固定的“老闆”，靠著爆破工程發了家。

　　正規的爆破員需要獲得相關部門審批的爆破證，每個工地有4～6個爆破員，但一般實施爆破是沒有爆破證的風鑽工。“我們是技術工，按照操作規則來做一般也不會出問題。”熊師傅説。

　　被雇用的風鑽工們是否會得到工傷保險等保障也是看“老闆”的人品，“老闆關心我們的時候，會給我們買保險，沒有買我們也沒辦法。”

　　因為口頭約定，層層轉包，風鑽工身患塵肺病時卻難以確認勞動關係，“老闆”和爆破公司推卸責任，從2009年開始，徐新生、徐瑞寶、熊孟文、王貞國、王貞岩等來自湖南耒陽和張家界的102名風鑽工被確診為不同程度的塵肺病，踏上了漫長的訴訟之路。

　　風鑽工生存現狀難改

　　事實上，2009年深圳風鑽工的生存現狀就被廣泛關注，針對風鑽工生存現狀，來自北大、清華等高等院校的六名社會學者，通過聯名致函相關部門和領導，以及座談會呼籲“還建築工人一份勞動合同，給勞動者一份尊嚴”，但兩年過去，深圳風鑽工的生存狀況並未改善。

　　“北大清華塵肺病調研小組”2011年9月10日至10月18日走訪了深圳5個區的16個建築工地，其中有5個工地正在進行風鑽作業。

　　調查結果顯示，《勞動法》、《合同法》等在工地依然是一紙空文，在調查的16個工地中，一線建築工人勞動合同的簽訂率為零，所有風鑽工人都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風鑽工表示，他曾在深圳市華海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做過爆破員，公司曾發過爆破證，但在他離開華海的時候，公司卻強行收回了爆破證。爆破公司擔心在工人確診為塵肺病後，爆破證將成為工人索賠的證據。

　　儘管我國的《勞動合同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應當為其職工購買社會保險，但在接受調查的工人中，卻沒有人參加過社會保險。建築業，尤其是風鑽、孔樁、爆破等工種，工傷、職業病、工亡高發，工人沒有工傷保險，權益處於毫無保障的危險境地。

　　一名從事風鑽工作22年的工人對調查人員表示，2009年工人集體維權後，工地上曾經搞過一段時間的濕式作業，但老闆覺得成本高、工期慢，只做了半個月就又改回以前的幹式作業了。也是在工人集體維權後，爆破公司僅被罰幾萬元，停業了半個月，就又恢復生産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極低的違法成本和缺位的監督，使得至今仍無法從根本上督促爆破公司改善工作環境。

　　本報記者致函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詢問目前深圳的風鑽工是否有簽訂勞動合同、是否有監督和備案相關問題，回復則稱，這應該是衛生局和住建局的職權範疇。

　　盧暉臨對本報記者表示，是否簽訂勞動合同本就是社會保障局的管理範疇，整個建築業層層轉包的用工方式不改變，監管就非常困難，但監管部門需要承擔起責任，如果不進行嚴格執法，整個建築市場難以規範。

　　同時，在提高工人的權利意識的基礎上，工會也要參與其中，但目前建築行業的工會要麼沒有，要麼形同虛設。深圳市總工會相關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證實，他們從未接到關於風鑽工維權的投訴。

　　盧暉臨強調，要加大爆破公司的違規成本，區區數萬元的罰款對於爆破公司來説，根本無法起到懲戒作用，檢查的“風頭”過後，他們照做不誤。

　　盧暉臨表示，從技術層面上來説，國家應建立一個塵肺救治基金。由國家對塵肺病人進行救治，建立賠償制度，然後向擔負賠償責任的企業追責。唯有通過長期有效的賠償，才有可能解決一個因塵肺病陷入絕境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