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校車事故暴露了校車個體化運營的弊端：零散化、原子式的個體校車，存在違規運營普遍、難以有效監管等問題，有關部門應考慮如何修補這一監管短板。

　　昨日上午，江蘇豐縣政府就校車事故召開新聞發佈會。據悉，事故車主洪旭以每月120元的口頭協議價格，跟家長簽訂接送學生協議，車輛專門用來接送學生。事發時，因原校車司機家中有事，車主洪旭在未拿到公安許可證的情況下，當天臨時充當校車司機。

　　《校車安全條例（草案）》正在徵求意見中，有關方面應把江蘇校車事故當作一個典型案例進行剖析，以形成更加完備的制度方案。

　　顯然，從目前獲得的信息看，江蘇校車事故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校車社會化究竟應該怎麼搞，才能更好地提高校車運營的安全系數，同時又能降低安全監管成本？

　　無疑，江蘇校車事故直接暴露了當下校車個體化運營的弊端：零散化、原子式的個體校車，雖然方便，地方政府投入少，卻存在違規運營普遍、難以有效監管等致命的問題。

　　如這次發生事故的校車，剛剛停業整頓結束，可是，車主就在沒有公安許可證的情況下，擅自開車了，結果釀成慘禍。儘管這並不是在為當地有關部門開脫責任，可不能不承認的是，現有的執法力量很難對此做到有效監管。

　　另外，在鄉村熟人社會，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因學校方面和個體車主利益勾兌，而讓應有的日常管理監督落空。

　　個體校車最大的問題，就是監管成本太高，將來即便財政出錢，個體化的校車運營模式仍然存在極高的安全風險。校車不同於其他客運車輛，作為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就應該將安全和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為此，校車的社會化運營必須正視這一弊端。

　　《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允許校車社會化運營，但並未排除個體運營模式。

　　如草案規定，除了學校可以配備校車外，“依法取得道路客運經營許可、城市公共交通經營許可或出租汽車經營許可的企業，根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規定設立的校車運營單位”，可以提供校車服務。

　　這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不準個人從事校車運營，其實不然。現在，最低3萬元即可註冊一家企業，擁有一輛客車就可辦下縣內道路客運經營許可。

　　現在，《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將更多的日常監管責任給了學校，然而，如果學校方面不能盡到監管職責，公安等執法部門又難以有效監管校車的日常運營，那又該怎麼辦？所以，有關方面應通過更好的制度設計，解決這種脫節。比如，建立嚴格的校車駕駛人員電子簽到制度，避免出現臨時司機代駕校車；校車必須加裝GPS定位系統，以監控校車是否超速；校車應配備聯網的攝像設備，方便公安部門隨時查看校車內的情況。另外，也可以考慮成立類似校車協會之類的自治組織，加強車主們的自律和自我管理。

　　當然，這樣的方法或許有很多，關鍵還是要想辦法提高執法和監管的效率，避免出現監管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