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
客服設為首頁 |
入世之前,中國最擔心的就是農業問題,在入世過程中談判進行得也最艱難。
入世十年,中國一直在農業市場開放和糧食安全保障之間尋找著平衡點;面對十年的“得”與“失”,“功”與“過”,目前國內各界的分歧依然很大。
糧油行業是整個農業的縮影。
穆彥魁,現任益海嘉裏集團副董事長。
“快一輩子了,我沒有離開過糧油行業。”這是穆彥魁面對採訪吐出的第一句話,裏面蘊含了太多感慨。
“我上學學的就是糧油,先是糧食專業,然後是會計統計,再是糧油、油脂加工,出來工作以後還在這個行業。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體制內企業到體制外我也都做過。”他説,“其中的每一個階段我都清清楚楚。”
要弄明白中國糧油業的發展歷程,穆彥魁是當之無愧的見證者。
跳槽
糧油屬於開放得比較晚的行業,穆彥魁説:“我1992年參加工作,那時候正好油脂退出政府系列,我從糧食局到河北省糧油集團,這家公司開始自負盈虧。”那時,各行業都是計劃的東西越來越少,更多地參與到市場裏。
穆彥魁離開河北省糧油集團是在2000年。“我與現在的老闆郭孔豐先生很早之前就相識。”穆彥魁説,“1999年,郭孔豐計劃在中國建廠,邀請我加入。”
那時中國很窮,但郭孔豐看到,中國一開放,人總會富裕起來。他那時總是在説人口比例,中國人的消費能力達到馬來西亞的一半會怎樣,達到日本的一半又會怎樣。甚至現在,他還在説十年二十年後,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和美國一樣會怎樣。通過這樣的對比,就知道一定要在中國建廠。
“我也感覺當時是個很好的時機。”穆彥魁説,“那時中國也非常希望引進外資。感覺各個層面上都有這樣的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相當的鼓勵。”
兩次衝擊
2001年,中國加入WTO。此後十年中,外資威脅的討論兩次在中國展開,導火索都是農業問題,作為一個涉足最深、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外資糧油企業——益海嘉裏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輿論對外資糧油企業的警惕始於2004年的“大豆危機”之後。
當時,中國的大豆貿易商向媒體和行業機構投訴,他們在進行大豆貿易的過程中,遭到外國合作夥伴的暗算,虧損嚴重,不得不把大批油脂壓榨企業出售給外資企業。這次危機被描述為外資試圖控制中國大豆産業的“陰謀”。
“後來,我們仔細考慮,那應該是糧油行業的第一次大洗牌。”穆彥魁説。
據穆彥魁回憶,上世紀90年代期間糧油企業發展得相當好。他回憶:“我記得當時一家糧油企業的董事長跟我講,他建一個廠,半年就能收回投資。但企業的規模做大了之後,經營的風險控制就成為關鍵。那一波倒下去的民營企業大多數都是這個環節沒有做好,也沒有這個經驗。”
很多年,這個市場的原料價格、産品價格都是穩步提高的,因為市場在漲,很自然地就賺了。但是2004年,價格突然直線下降,漲了幾年的價格在兩個月內一落千丈,很多人把幾年賺的錢一下子就賠沒了。在穆彥魁看來,那年的大跌,主要是基金炒作的因素,他們對市場的掌控能力遠遠超過益海嘉裏這些實體企業。穆彥魁説那時外資企業也在虧:“當時我在秦皇島當老總,一船就虧六七千萬元。”
儘管民族主義情緒在國內糧油市場日益蔓延,但是這次事件卻最終不了了之。社會公眾對於大豆和農業的關注還不如今日之強烈。
2008年,環境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隨著外資糧油企業在中國的迅速壯大與擴張,糧食安全問題引發空前的關注,並在糧價上漲最猛烈的時候達到頂峰。“陰謀論”也再次成為一種流行的解釋:糧油價格上漲,是有人故意操縱。
一些業內人士乃至知名專家稱,跨國糧油加工和貿易企業壟斷了全球農産品市場,借助這種壟斷力量操縱價格的漲跌,從而為自己謀取暴利。
“應該説,在當時的情況下,部分政府官員、大型糧油央企、地方糧油企業,再到媒體、評論家,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空前一致。”穆彥魁説。
最初的限制來自發改委。2008年9月3日,發改委出臺了《促進大豆加工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明確提出要扶持民族大豆加工企業,並且還規定,單個大豆油脂加工企業(集團)實際大豆年加工量達到全國總量15%以上,原則上不再准予其新建和擴建大豆油脂加工項目,矛頭所指正是益海嘉裏等外資糧油企業。
緊接著,在中國政府大規模開展的糧食和油料作物托市收購中,外資被排除在政府補貼的名單之外。
穆彥魁説:“在受補貼的100多家企業的名錄裏並沒有一家外資企業,當然也沒有一家益海嘉裏的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郭孔豐甚至一度懷疑中國的大政方針要變,從而萌生退意。
2010年5月,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包括商務部、發改委在內的各個部委密集出臺了相關鼓勵政策措施,為外商投資營造良好的環境。
“這使得他又安心在中國大陸地區開展生産經營活動。”穆彥魁説,“不過,集團上下都意識到,原來的快速擴張恐怕是要告一段落了。要在中國實現穩健的發展,就必須轉型。”
十年成就,十年“慌”
“十年來中國農業一直面臨著一個兩難問題:增加進口,有可能會衝擊國內市場;減少進口,則難以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需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如是説。
十年,糧食生産實現了半個世紀以來的連續7年增産,總産連續4年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農民人均收入連續邁上3000元、4000元、5000元臺階,農村改革逐步深化。
十年,中國的農産品貿易總額由2001年的279.2億美元發展到2010年的1219.6億美元,增長3.4倍。進口由118.5億美元增長到725.5億美元,年均增幅22.3%;出口由160.7億美元增長到494.1億美元,年均增幅13.3%。
這樣一份成績單,“毀譽參半”。
程國強説:“我們要看到,通過適度進口國外資源性農産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農業資源短缺的壓力,並由此形成了服務於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農産品貿易戰略。”
但也有不同認識,如有人認為大豆等個別農産品進口過度,對國內生産衝擊嚴重,導致大豆行業集體“淪陷”;也有人認為國內種業、大豆壓榨加工行業面臨外資壟斷,農業産業安全存在嚴重隱患。農業部農産品貿易促進中心主任倪洪興發出預警:“進口大幅增長在滿足國內需求、緩解資源環境壓力的同時,也對中國農業發展帶來挑戰。”
他説:“我們利用國際市場時,缺乏有效的政策調控,而且在入世的時候我們把承諾的空間放得太多了。”目前農産品關稅削減幅度達72%,現有關稅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取消了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可以説我國農業承諾遠高於其他WTO成員。”
前途未卜
穆彥魁説:“2008年以來的益海嘉裏,轉型的路徑清晰而明確,就是多元化、尋求內資身份和轉變發展方式。”
這樣的戰略部署能否保障益海嘉裏再贏來下一個黃金二十年?目前看來,變數依然很大。
國際上來講,多哈談判撲朔迷離、生死未卜;國內來看,針對農業的政策、方向同樣眾説紛紜、莫衷一是。
以倪洪興為代表的官員、專家認為,入世使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更加方便,外資的進入也確實帶來了更先進的技術和理念,但作為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主要農産品的有效供給特別是糧食,必須立足國內基本自給。
他提出,農業不可能像工業一樣能夠集中利用技術、資金來提高生産率。中國的農業土地決定了小規模,現在農村的勞動力外出打工,沒有任何保障,他們還是不能輕易放棄土地,可以説在中國土地承載著一系列的責任。
所以倪洪興説:“在下一步的多哈談判中,一定要將非貿易因素、小農生計的因素和農村發展的因素充分考慮進去。發展中國家需要合理的保護。”
回首入世十年,程國強認為,目前需要反思的是,“現在是我們過多地注重、討論農産品進口限制、貿易保護,而沒有統籌管理農業産前、産中與産後相關産業開放的可能風險,農業産業安全管理是存在一定隱患的。”
可以想象,今後的十年、二十年,中國農業面臨著更加複雜的局面。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斌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