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希臘和意大利先後産生了兩位受命于危難之際的專家型總理——帕帕季莫斯和蒙蒂，兩人的臨時內閣中也充斥著專家、學者型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人們不由得要問，難道又一個專家治國時代到來了？

　　在文藝復興時代之後，出於對科學、技術和專業的尊重，歐美大陸都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型部長、大臣。然而，隨著民主政治的演進和時代的發展，專家治國的潮流在近一兩個世紀似乎陷於沉寂，一些評論家曾經認為，專家治國是精英治國的變種，在由君主專制到立憲的過程中有巨大的積極意義，但在民選政治時代，部長應更多讓選票選出的政治家擔任，並由主要由具備專家身份的、公務員系統的副部長、部內成員們彌補民選部長的專業不足。

　　這種新體系固然可以更充分反應基層民意，也具備更好的社會反饋能力和糾錯能力，但專業知識的匱乏同時産生了許多副作用：一些政治家出身的部長片面理解“對選民負責”，常常因遷就民粹而忽略科學規律；一些部長因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不僅在處理相關事務時鬧笑話，更難以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應急事件。

　　對於這些弊端，較早推行“政治家治國”的美國，同樣是較早採取修正措施的國度。自上世紀60、70年代起，美國財政部、美聯儲、證監會等專業性強的部門，就常常由具備金融專家、經濟學家資格和經驗的學者型人才來執掌。在專家治國傳統深厚的法國情況同樣如此。

　　由專家主掌專業性部門，可以充分發揮本專業的能力，在喧囂多變的社會輿論和錯綜複雜的形勢格局面前，選擇最佳的治理策略，並能在危機猝然發生時，憑藉自己的學識和閱歷，既快且準地做出應對，將危機消弭于可控狀態下，減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專家型閣員往往和傳統政黨、政治家關係平淡，或具備較強的中立色彩，比較不容易受到黨爭或政治內幕的牽連、影響，可以較公正的立場和形象在政壇立足，既容易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在政治家普遍不受信任的非常時期，也更易獲得公眾的認同。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專家型閣員的政治超脫有助於保持良好的公眾形象，卻也可能因此造成“不接地氣”，對社會弊端和基層選民需求了解不透徹，對民間疾苦缺乏感同身受，陷入“坐而論道”的空談；缺乏政治背景也不純然是好事，因為這固然能令自己少一份政治羈絆，卻也因此使專家型部長成了缺乏自己嫡系團隊的“單車刺史”，在實際事務處理中往往難以得力。

　　不僅如此，一些財經背景濃厚的專家型閣員，還往往被懷疑牽扯權錢交易和權力尋租，如通過“高盛旋轉門”進入美國政治高層的幾乎每個人，都曾飽受這類傳聞的困擾，這些指控一旦坐實，對“專家治國論”的殺傷力固然巨大，即便查無實據，也能製造“鄰人竊斧”的負面效應。

　　無論如何，在更高層面上重新重視專業知識，注重讓更多專家進入治國領域，是有相當積極和現實意義的新動向，也能給中國人帶來有益的啟示。但現在就説，世界進入又一個“專家治國時代”，恐還言之過早。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