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光明日報》報道，近年來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在湖北省濱湖村，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産特別是糧食生産興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

　　這種嚴重的土地撂荒現象並不自今日始，長期以來，農民進城打工已經是普遍現象，以至於全村除了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再也沒有青壯年。

　　該報道稱，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顯示，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即平均每天有近20個行政村在消失。

　　無論是耕地撂荒，還是規劃用地的閒置，都是資源的極大浪費！尤其是我國人均土地資源短缺，更需要珍視土地和糧食。

　　土地撂荒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副産品。20多年來，我國開始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與工業化相適應的城市化進程也在加快，以人口計算的城市化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推進，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規模和速度。到2010年，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47.5%。這其實還不包括戶口尚在農村的進城農民。正所謂社會發展，乘除加減。進城的人增加了，行政村減少是必然結果；農村失去了勞動力，土地閒置撂荒似乎也是必然現象。

　　棄農打工是農民兄弟的理性選擇。作為農民，誰不嚮往“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舒適生活？並不是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也不是城裏的生活多豐富，如果在家種地一年能有接近兩萬元的凈收入，好多農民兄弟是不願意常年漂泊在外，過妻離子散的日子的。

　　新一代農民工返鄉意願低。新一代農民工對於故鄉的風物人情早已淡漠，他們有不少是失地農民，更不可能回去耕種父輩撂荒的土地。人社部數據顯示，去年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億，其中外出農民工由2005年的9809萬增至1.5億，在城市裏從事苦臟累險工作的70%以上都是農民工。有研究資料顯示，我國失地農民約4000萬。新生代農民工中，16～25歲的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願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佔8.8%。對此，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甚至反對為“農民工”貼標簽，認為“任何固化農民工身份的做法在方向上都是錯誤的！”

　　最後，解決土地撂荒需要農業生産方式的革命性變革。要從根本上解決土地撂荒問題，必須解決種地的收益問題。在現有的生産方式下，種地收益遞減嚴重。必須從生産力和生産關係兩方面解決農業生産方式的變革問題。

　　生産關係方面，需要通過解決土地承包的流轉制度，允許土地在公有制前提下實現承包轉讓，形成穩定的租約關係，讓承包者敢於在穩定的租約期內，在大面積承包的範圍內，實施大規模投入。這是實現農業大生産和産業化的制度條件。

　　有了制度保證，在生産力方面就可以加大投入，通過機械化、電氣化和集約化的耕作管理方式大大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東北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鼓勵、支持農民大規模投入生産工具，大面積承包土地，即使單産不增加，一個家庭的年收入也完全能夠超過城裏人的工作收入，更大大超過進城打工者的收入。如果政府進一步把農副産品的流通體制和市場信息體系建設起來，農民的務農收益會大大提高。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撂荒問題。

　　手中有糧，心裏不慌。只要我們能夠從制度上保住18億畝耕地不被侵佔，不被撂荒，我們就保住了農業的根基。

　　真實的鄉村

　　如果不算留守兒童，村裏常住的勞動力裏，最年輕的是一對46歲的夫婦。

　　——河北省崇禮縣獅子溝鄉西毛克嶺村

　　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餘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

　　——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針對2749個村莊的調查結果。5年過去了，情況更為嚴重。

　　上世紀90年代全鄉小學生最多時約有800名，2007年減少為200名左右，2009年減少為90名左右。

　　——山西省永和縣坡頭鄉

　　沒有乾旱和病蟲害的前提下，種植一畝雙季稻，最多收穫1500斤，市場價不到1800元，相當於外出務工一個月的收入。

　　——湖北省濱湖村

　　（據光明日報公開報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