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寧

　　從近年來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調整上看，“減稅”一直是主基調。比如，2006年取消農業稅，2008年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2009年增值稅轉型改革以及結構性減稅措施等，都是減稅的“大動作”，每一項減稅政策的力度，都能為企業和居民每年減輕稅負上千億元。(人民日報11月7日)

　　其實，縱觀幾次減稅改革，都帶來的一個現象就是總稅收不降反升，有的個別稅收即使進行了減稅改革，但仍然出現強勢增長。比如：2008年3月1日起個稅起徵點從1600元提高到2000元後，2008年個稅收入為3722億元，比2007年增加537億元，同比增長16.8%。

　　2009年推出的增值稅結構性減稅改革也是如此，當時財政部、國稅總局提交的測算數據稱，這將導致財政減收超過1200億元，而實際結果是，2009年增值稅收入約1.85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484億元。

　　為何出現這種情況？有的學者認為是稅收改革思路出現問題，改革偏離減稅方向。幾次稅收改革確實呈現這一傾向，比如個人所得稅改革，由於稅收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導致呈現逆向調節。財政部披露的數據也顯示，2010年，國內65%的個人所得稅來自工薪階層。

　　另外，中國目前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收制度，也使整個稅收制度存在逆向調節現象。經濟學上有一個規律叫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指的是收入越高的群體，收入中用於消費的比例越低。比如，現在一個月掙5000元收入的，可能消費4000元甚至全部消費，比例佔收入的80%以上。但是一個月掙100萬元通常消費不了100萬元。對於中國總消費來説，大多普通居民的消費總和遠遠大於少部分富人的消費。同時，三大流轉稅覆蓋社會各個産業，這樣我們可以認為普通居民負擔了中國90%以上的稅收。

　　當然，由於稅收的複雜性和稅種之間的相互聯絡性，使得人們對稅收改革是否真正帶來減稅效應也存在認識誤區。可以説，有的稅收改革看上去是減稅改革，但不完全是減稅改革。比如這次增值稅擴圍改革，雖然可以解決第三産業重復徵稅問題，降低第三産業稅負，是減稅改革。但事實並不如此。首先，如果企業降低增值稅等流轉性稅負，就會導致企業利潤上升，利潤上升導致所得稅稅基上升，增值稅降低了，所得稅繳納增多。其次，企業營業稅是按照企業銷售總額徵收的，並沒有上一環節稅收抵扣，所以不重視上遊環節索取稅票問題，上一環節稅款流失現象嚴重。如果增值稅擴圍改革後，上一環節稅款能夠抵扣，那麼企業就會重視上一環節繳納稅費票據的取得。在當前以票控稅、增值稅專用發票實施稅控裝置認證抵扣的情況下，就會讓上遊環節不開票逃稅的現象大大減少。這樣，勢必也會帶來相關稅收增長。

　　所以，對於當前的稅收改革，官方要慎言減稅基調，要多宣傳改革的實質性東西，要讓群眾知道稅收改革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的調節作用，而不能一味只説減稅。當然，減稅是好事，可是如果改革實際上不減稅，則勢必又會讓人們大失所望，改革公信力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