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先生：

　　不久前，一群示威者現身美國紐約華爾街，發起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很快，在這場運動的號召下，美國不少城市都出現了類似的“佔領”運動，甚至波及了深陷主權債務危機泥潭的一些歐洲國家。“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個標誌性口號是“我們都是99%”，明確抗議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貪婪與不公平佔有。

　　請問：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佔領華爾街”運動背後更深層的原因?

　　讀者 艾雯

　　華爾街作為金融危機的策源地，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不僅沒有被追究責任、受到法律制裁，反而得到政府大筆的資金救援。華爾街的金融肥貓，即便爆發了危機，也沒有自我約束、檢討，還依然我行我素，拿著政府的救助資金，享受著高額福利和獎金，另一方面廣大的中下階層卻因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失業。由此，“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將抗議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華爾街的貪婪。而這場運動的更深層原因，是美國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問題。

　　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

　　在美國社會中，貧富差距問題始終存在，只不過2007年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讓這個問題逐漸嚴重起來。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雖然使華爾街一定程度上渡過了難關，但總體經濟形勢，並沒有因此而發生實質性改變，卻讓長期以來作為美國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産階級每況愈下，境況大不如前。

　　美國社會保障署最近公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0年美國人均收入達到39959美元，但一半就業人口的年收入不到26364美元，人均收入的中位值僅為平均收入的66%，而這一比例在1980年卻為72%。工資中位值與平均值差距的擴大，説明收入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也導致了低收入者在增加。有調查顯示，2010年美國貧困率上升到15.1%，連續第四年上升，是1993年以來的最高值，貧困人口達4620萬人，為52年來最高。

　　與此同時，CEO們的收入水平隨著公司利潤的大幅增長而顯著提高。過去的20年當中，他們的平均年薪提高了3倍，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只提高了4%，其佔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僅在2007年，CEO們的平均工資約為工人工資的350倍，1960年～1985年這個倍數穩定在60倍左右。

　　美國的另一項官方統計表明，1967年美國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數是0.399，到了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0.460，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排名幾乎墊底，甚至還落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後面。比如像拉美這樣貧富差距非常嚴重的地區(如巴西)都在採取措施緩解問題時，美國卻沒有採取什麼有效的治理措施。自2009年以來，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數增加了18%，目前最富有的1%的人口擁有42%的財富，最富有的5%的人口則擁有70%的財富，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日漸明顯。

　　縮小貧富差距屬於政府的再分配職能，通過稅收政策工具，貫徹量能課稅原則，遏制收入與財富過快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但是，小布什政府所遺留下來的美國現行稅制，對富人充滿了關愛。富人的主要收入來自資本利得，出於鼓勵投資的考慮，美國稅法上對此項所得實行輕稅政策，使得現在富人所適用的稅率為有史以來最低的、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負擔的平均稅率甚至比其他某些收入階層還低。所以，這才有了巴菲特所説的他2010年所負擔的稅率(17.4%)比他辦公室20多名僱員的平均稅率(36%)低不少的故事，以及他呼籲政府向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富人增稅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