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馮雅

     據經濟之聲《天下公司》報道，溫州企業家跑路風波最近被社會廣泛關注。《天下公司》“名家專欄”。經濟之聲評論員、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為您解讀“溫州企業家跑路風波預示著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

　　吳曉波：我們今天繼續來討論溫州的企業家跑路風波，現在看來這一場起端于溫州的民營企業的深層危機已經席捲到全國了，我最近在廣東調研也發覺廣東的佛山和東莞地區也出現了企業家跑路和企業倒閉歇業的情況。在北方地區我們看到鄂爾多斯也出現了一些地産商從事高利貸而自殺和一些企業家出逃這樣的情況，這基本上符合我們之前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性判斷，就是進入到四季度以後，中國宏觀經濟的波動，失業率的提高，也就是實體經濟所面臨的挑戰、危機已經大於我們之前一直在討論的通貨膨脹率的提高，所以實體經濟的危機會成為下半年我們觀察中國經濟的最重要的觀察點。

　　關於溫州這些企業家跑路的風波，中國的學界和政界出現了兩派意見，一派意見是不應該由政府出面來救，這個是高利貸者咎由自取的結果，憑什麼要拿納稅人的錢去拯救他們呢？而且他們認為即便是銀行拿出錢來，政府援手，也沒有一分錢會落到實體經濟的手上去，還是會在高利貸的循環裏做流動，所以這個觀點認為，應該讓他們自生自滅，一些人也認為，應該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讓這些企業發生一次優勝劣汰，是強迫性的完成民營企業産業轉移的重要的可行性路線。這個觀點會産生一個重大後果就是如果這些企業可能數以萬計的企業出現倒閉的話？那麼誰來解決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呢，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派的意見認為是需要支持的，不救的話結果是什麼呢，第一個當然是企業的倒閉，第二個是倒閉所引發的失業浪潮，一旦失業率提高以後，經濟問題會迅速地轉化為社會問題，所以如果對這些企業不進行施救的話，你表面上看上去受傷的是幾百個上千個中小企業主，但是他們的生機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就是説他們還能跑路，你跑到國外去你還得能買得起去美國的飛機票吧，但是很可能他下面的幾百個上千個工人，連回家的火車票都買不起，所以，對政府要救的可能不是這些企業主，而是企業主所雇傭的這些工人，這個是要不要救溫州這些企業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在採取一個積極施救的態度，在10月12號，中央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了一系列對民營企業進行救援的政策，比如對小型民企的所得稅進行減免，要求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放寬對呆壞帳的容忍度等等。看來救助救生圈已經扔到激流中了，看看能否救活那些中小企業。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這些措施到底能不能夠救他們，以及我們手上到底有沒有能夠拯救實體經濟的救生圈。

　　我們先來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這一次的表現應該説是非常積極的，溫總理親自趕到了溫州，而且也帶了央行的行長等一系列高級官員，在現場提出支持和援助的態度，到了中期以後才回到廣東，又和廣東的企業家進行了座談，所以中央政府是一個火急救援的姿態。但是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是中央政府通過信貸或者通過稅收減免的政策能不能救正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企業，那是一個問題。

　　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來看，已經發生了很多次民營企業的産業性危機，從來沒有一次是靠中央政府的政策獲得解救的，這次恐怕也非常得難。通過減免稅收，它的力度是不夠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通過中央政府放鬆銀根的辦法來解救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70%以上的中小企業和銀行是沒有關係的，或者説和銀根是沒有關係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央政府現在很大的作用還是一個表態性作用。對所得稅的減免看上去是一個利好消息，但問題是可能很多企業下半年都會沒有利潤，所以這一方面能起到多大的實際性作用是我們還要觀察的。

　　那麼再來説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手頭有沒有救生圈呢？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2007年，2007年也發生過一次物價的通貨膨脹，當時主要是在浙江溫州發生了飛躍縫紉機的飛躍事件和紹興發生了縱橫集團的破産帶來八家相關企業連鎖倒閉的這樣一個情況，所以當年飛躍事件和縱橫事件是轟動全國的。當時來解決溫州和紹興民營企業資金問題和高利貸問題的辦法是地方政府拿出很多土地來抵押，作為信用擔保，要求商業銀行來組成財團，來完成飛躍、縱橫這些企業的重組，實際上就是用土地注入方式由政府和銀行共同解救民營企業。最後得到了一個戲劇性的結果當土地注入、企業開始重組以後，2009年中國房地産市場突然出現一次火爆，所以最終是通過土地的方式實現政府、企業、銀行三方面的解套。那是一個讓三方都皆大歡喜的情況。

　　那麼現在到了2011年，地方政府還有沒有可能拿出土地注入和銀行、企業重新完成這樣的重組呢。我認為現在的難度比三年前明顯有很大增加。主要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2007年的時候，地方債務平臺在兩萬多億，現在應該已經到了十萬億左右。宏觀經濟持續吃緊使得很多縣市政府本身的財政支出已經自身難保，有沒有這樣的力度來完成這樣的重組，這是很值得觀察的。第二個，你即便把土地注入，那商業銀行怎樣來把這些土地評估，這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從2009年12月的國十條以後，對房地産市場的打壓現在已經超過了20個月，在持續打壓的情況下，其實各地的土地價值已經大幅縮水了，另外即便在縮水的情況下，內需能夠轉旺，仍然是能夠解套的，到底中國的內需什麼時候能夠轉旺，今年的四季度到明年的一季度，能不能夠轉旺，這是沒有人能夠預測出來的。

　　所以地方政府現在也是兩面難做人。再來説商業銀行手上有沒有救生圈？現在很多人希望商業銀行通過行政性手段和政府的窗口指導來逼迫銀行給這些企業發救生圈，我認為這顯然也是不可靠的，因為銀行有銀行的運營規則，對銀行來説，他從來不幹雪中送炭的事情，他只幹錦上添花的事情，這不是一個貶義的説法，而是銀行這個行業本身根本性的特徵所決定的。

　　歷史上我們看到儘管政府一直提倡商業銀行給中小企業加大貸款，但是在商業銀行眼中，中小企業獲得貸款或者授信，他的風險是非常大的，所以不願意給中小企業貸款，即便政府進行了大力提倡，包括10月12號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提出了對商業銀行這樣的一個要求，但是銀行實際在運作過程中，他們能夠有多大的積極性和能力來完成依然是讓人懷疑的。在過去一年中，我們看到很多情況是銀行把很多中型企業大型企業的貸款拆解成一個一個小的貸款項目後進行放送，對上面銀監會來講，他們都把這些歸結為對小型企業的貸款，這些都是社科院的一些專家經過調研得出來的結果。所以通過行政手段和窗口指導的方式逼迫銀行來給這些民營企業支援看來也是不可行的道路。

　　第四個，這些企業自己手上有沒有救生圈，有沒有可能救自己，這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企業要進行自救，企業必須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企業必須要完成産業和産品結構的轉型；第二個是，這些發生危機的地方比如説像浙江的溫州地區，廣東的佛山、東莞地區，很大的問題是歐美市場的崩潰。所以是處在外貿不斷下滑的前提下，這就要求他們能夠轉向內貿。無論是産業或産品結構的轉型，還是由外貿轉向內貿，都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調整的情況。對於現在已經在激流中奄奄一息的企業來講，他們顯然沒有能力完成這樣一個轉型。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從商業銀行再到企業自己，似乎他們手頭都沒有什麼救生圈，綜合來看的話，現在溺水的是民營企業，但受傷的是整個中國經濟。自從2009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後，整個經濟由擴張性經濟向緊縮性經濟逐漸轉移，在歐美市場持續不能復蘇的前提下，中國市場經過20多個月的整肅，現在看來已經有可能發生硬著陸這樣的一個危險。發生在這些中小企業的實體型的倒閉和高利貸的風波，其實都是整個中國實際經濟基本面已經出現惡化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從疾病解治來講，我認為其實沒有太好的一個辦法，要解決問題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我們重新來思考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金融化創新的這樣一個提了很多年的宏觀目標。但是現在看來這些目標即便在今天進行實施，恐怕也解決不了現在已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那些中小型的民營企業。

　　第二個辦法就是等待經濟的復蘇，如果在明年上半年，整個宏觀經濟能夠出現一個戲劇化的回暖，那麼所有的問題都會被化解，剩下來的問題只是我們在今天所支付的這些學費、所付出的代價在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中有沒有可能把它變成一個積極改革的動力，這是一個問題。但對於眼前處在危機中的民營企業來講，我能夠送給他們的只有八個字，叫做“抓住現金，聽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