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發行開閘，不僅為未來持續深化的城鎮化解決了融資通道，更為當下高達近11萬億的地方債務提供了緩解機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通過指令(或變相指令)銀行持續放貸“以新換舊”。這一方面説明，數額巨大的地方債務潛伏著巨大的風險，持續放貸會將風險累積惡化；另一方面也説明，與歷年相比，中國央行“獨立性”得到了相應提高。

　　如果時間回到從前，此種地方政府鉅額債務的處置方式，可能會有兩種：一種是由財政部發行相應的債券，指令央行出面認購；另一種是讓央行放低利率，並相應增加信貸額度，配合地方政府通過“以新換舊”還貸。

　　上述兩種方式，均以弱化央行“獨立性”為代價，為地方債務買單。且由此會持續助推地方政府的負債“投資”衝動，更可能加劇由此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我們承認央行“獨立性”相應提高的同時，如果對本輪鉅額地方債務的形成，以及其形成機制，進行反思，就會發現其肇始及惡化，亦來自於央行的“相對不獨立”。

　　2008年中央政府為避免美國次貸危機的衝擊，在作出4萬億元中央直接投資的決定後，央行隨即全力配合支持，並於其後兩年放發逾10萬億元針對性的“配合信貸”。

　　當然，在經濟遭受次貸危機的嚴重衝擊時，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拉動經濟增長、刺激內需、帶動就業，就階段性而言有其合理性。但是，刺激性投入的過大，以及相關項目過程監管、基本效率評估的相對缺失，直接帶來了今天風險權重較大的鉅額地方債務。

　　無論是鉅額地方債務隱患的警示，還是持續高企的通脹水平，以及利率自由化、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下逐漸開放的要求，似乎均在説明央行有加速“獨立性”進程的必要。

　　如果説，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因發展水平的相對滯後、貨幣流動的相對稀缺，此時為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相對可以容忍較高的通脹水平——亦即是説，此階段政府“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要大於央行“價格穩定”首要任務的重要性。

　　但是，在實現高速增長32年後，中國早已由改革之初的資本極度稀缺，變為今天外儲逾3萬億美元的全球外儲第一大國。此外，無論是通脹的高企、資源的供給，還是環境的制約，均要求我國儘快改變過於依賴投資的粗放式增長。這就説明，過去因發展水平的滯後、貨幣流動的稀缺，所賦予政府“經濟增長”重要性大於央行首要任務的“價格穩定”，在事實層面的合理性而言，已不復存在。

　　當然，就“經濟增長”而言，“十二五規劃”已將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降為7%，這與“十一五”期間11%的增長均速相比，大幅下調了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之於下一階段發展的相對放緩，給央行“價格穩定”真正作為首要或惟一任務，提供了可能性。

　　在自主發行試行以緩解地方債務危機之際，我們更應該反思，正是在央行“獨立性”相對缺失下，經由制度性誘導，才形成今天數額巨大、風險巨大的地方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