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年之前，亞當斯密就曾經深刻指出，誠實是最好的商業政策。市場經濟的一切交易，本質是一種信用的交易，沒有交易雙方的互相信任，要麼交易不會發生，要麼交易的成本會提高。這是市場經濟運行了幾百年的一個普適的基本常識。

　　然而，這麼一個基本的常識，在近十年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卻被衝擊得支離破碎。在商業領域，造假和不守信成了商業競爭的最基本手段。網絡欺詐、食品安全以及商業領域的一系列造假行為大行其道，劣幣驅逐良幣，誠實守信者被逐出了市場。連一些在嚴苛的市場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國際巨頭，也“入鄉隨俗”加入了造假的行列。沃爾瑪的綠色豬肉事件，家樂福的價格欺詐事件，這些在其母國斷然不會出現的欺詐行為，卻在中國能夠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確令人深思。

　　中國商業領域為什麼缺乏基本的信用機制，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不守信比守信更合算。用普通豬肉冒充綠色豬肉，大都不會被發現，即使發現也只是“罰酒三杯”了事；拿人工養殖的魚冒充野生的，大多情況下消費者也沒有專業知識去識別，即使被發現，也只是簡單地賠償而已，一個社會的違法收益遠遠高於違法成本的時候，就會形成一個隱形的鼓勵造假的機制。

　　而造假成本太低，既是一個立法問題，更是一個執法問題。其實，中國的一些立法對於造假行為的懲罰本身並不低，但由於執法者的誠信不足，導致在執法的過程中，法律被打折。執法者收受賄賂，放造假者一馬，很少被處罰，這也是一種隱形的鼓勵造假的機制，鼓勵執法者虛假執法，這是行政體制的問題。

　　市場經濟是一個“生人社會”，不是“熟人社會”，這個社會運行流暢的關鍵在於“信用”。在100多年之前，韋伯曾經發現，商業社會的一些社團起著“社會印章”的作用，加入某一個商業團體，等於獲得了一個“信用的印章”，如果某個人造假，也許追究不到他個人，但可以去問責這個社團，這個社團為維護自己的聲譽會自行清理門戶，很顯然，這是一種信用的“連坐”機制。然而今天，中國的很多商業社團並沒有起到維護信用的作用，反而使得商業社團成了尋租的工具，加入社團的目的是為了尋求庇護，這是民間的自行清理機制也不健全。

　　再加上這麼多年以來個人和企業徵信體系仍然沒用建立，整個社會的交易基本是在一個“信用黑幕”中進行，諸如此類的原因，使得信用成了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最稀缺的東西。無論對一個國家，一個人，還是一個企業，不誠信的最後結果就是都採取短期化的尋租行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誠信便不會長久，一個企業如果沒用誠信，就不會成百年基業。

　　就中國商業誠信的建設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需要政府的管理者提高自身的信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