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股市跌跌不休，中央匯金公司10月10日宣佈，當天起將在二級市場自主購入工、農、中、建四行股票，並且繼續進行相關市場操作。

　　類似舉措匯金此前兩度採用，起始日期分別為2008年9月18日與2009年10月9日。作為結果，包括這次增持在內，股市均在第一時間正面響應反轉上行，因此至少短期來看，這類“救市”基本達到提振信心、修復股價等目的。

　　匯金得以放大籌碼撬動行情的最主要因素，無非在於其四大行股東之外另一重身份，即，執掌鉅額外匯儲備之主權財富基金組成部分，而這種身份，無疑使其行為取向並不止于商業考量，很多情況下，由其動向傳達出的政策意圖，更是其他市場參與者必須詳加體察的重要風向。

　　當然，凡事總是利弊互現。以匯金增持四大行股份為手段之一的政府“救市”從來都是非議重重的焦點議題，其中反對者立論的基礎大體可以歸結為：政府“救市”終究是一種以公權力干預市場自發運行的管制行為，因此，不僅其本身效率令人擔憂，更重要的是，其所引致的價格信號人為扭曲，勢必造成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紊亂。

　　這種質疑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也不宜膠柱鼓瑟，畢竟，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較優選擇，其本身並非沒有可修正處，更何況，當代金融市場巨大的外部性，決定了身為市場看護者的現代政府不可能僅僅因為避諱“救市”之名，而對市場失靈聽之任之以至崩盤，因此，中肯的立場應該如哈耶克所述，即，“經濟活動中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説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動”。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行為同樣只享有“法治下的自由”，也就是説，包括“救市”在內的一切公權力運用，必須接受事先規定的規則的限制與制約，而這，恰恰是匯金這個日益擴張其權力邊界的“準平準基金”亟待補強的。

　　抽象含糊的“穩定市場”很難給出具體指標用以考核“救市”績效，由此留白的公共部門自行其便、任意解釋的巨大空間難免孳生道德風險，故而為今之計，起碼應該對“救市”決策、操作機構設置如下明確規制：

　　其一，入市時機如何確定，具體來説就是，必須明確股市下行究竟因為何種原因以及出現何種症狀，公共資金方可據以入市接盤；

　　其二，救助目標如何確定，具體來説就是，必須明確股市反轉究竟出現何種狀況(無論成功或者失敗)，“救市”行為即可轉入退出階段；

　　其三，操作策略如何確定，具體來説就是，必須明確入市資金籌集方式、規模上限、投資範圍、對衝機制以及目標達成後的退出安排；

　　其四，政策成本如何沖銷，具體來説就是，必須明確資金利息與投資虧損的承接主體、資金來源以及攤銷年限，此外，如果出現非政策性虧損，責任又應如何劃分。

　　上述規制無一不是難上加難，然而只有迎難而上，及早給予包括匯金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前涉、公知、確定、平等的遊戲規則，才能避免本意良好的“救市”行為不會在長時間跨度內攪亂市場穩定預期，甚至成為信息優勢掌握者尋租腐敗的自肥途徑。